不可否認，在奉軍初次入關之後，張作霖和他的奉軍進入了膨脹期。此時的奉係因為處於皖係和直係的中間，受到兩派的拉攏，從而拔高了他們在北洋軍閥中的地位。但其實以真實的實力而言，奉軍的人數和裝備不及皖軍，奉軍的作戰素養則不及直軍，張作霖自以為稱霸一方，逐漸便覺得奉係已經獨步天下。待直皖交戰，奉軍入關助直，成為決定戰爭最終走向的關鍵因素，張作霖和他的奉軍開始迫不及待地打壓直係，終於在直奉第一次戰爭中潰敗。究其原因，靠利益和義氣集結起來的部隊，不倫不類，真正打起仗來就原形畢露了。
（一）
到了這個份兒上，北洋政府其實已經不再是皖係一家說了算。皖係雖然把持著中央政權，但其實外強中幹，隻有一個徐樹錚在西北戍邊搞得有聲有色，成了“西北王”。此時的北洋係，已經逐漸分化為兩個派係，明著說是皖係、直係和奉係之別，但其實卻是舊派的北洋元老和新興的北洋勢力之別。段祺瑞雖然極力拉攏曹錕和張作霖，但本質上他卻看不起這兩個北洋新貴。作為舊式官僚，等級觀念對段祺瑞影響極深，曹錕和張作霖一個是布販子出身、一個是胡子出身，都是半路混進官場，既不是北洋係的正統派，也不是官場上的正統派。
中國的舊式官僚，不論是武官還是文職，都是循著考試然後步入仕途，按照官僚體係的路線升遷起來的。而曹錕和張作霖卻不同，曹錕是布販子出身，靠奉承袁世凱逐漸成勢；張作霖原本是土匪，被招撫以後完全是憑借巧取豪奪才成為封疆大吏。舊式官僚往往注重資曆，所以民初的前幾任總統，雖然走馬燈似的換，但是一提到候選人，總是逃不開黎元洪、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段祺瑞這幾副老麵孔。這些人都是北洋係的元老，遜清時便已經身居要位，按照舊式官僚思維，當官總是要先從前輩開始的。
但其實早在袁世凱去世之後，北洋軍閥就已經在發生變化，舊有的這種官僚體係已經被逐漸瓦解，從“有德者居之”變成了“有槍者居之”。有權有勢的軍閥往往就是土皇帝，中央也得靠著這些土皇帝居家過日子，幾任總統都在和這些土皇帝爭權，結果都灰溜溜地離開了總統府。到段祺瑞這裏就成了一種矛盾到畸形的情況：他一邊需要依賴於地方的土皇帝們，一邊又在內心裏秉持著無法改變的舊式官僚思維。久而久之，新舊派係之間的矛盾就明顯了：你利用他，還看不起他，他既然比你有權有勢，還會甘心替你賣命嗎？
作為北洋係中的新興勢力，曹錕和張作霖一開始並無派係之分，雖然各自都有了小圈子，但還是在為段祺瑞賣命，畢竟有“北洋群體利益”這樣的大前提。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就發現，自己為這幫老家夥去衝鋒陷陣，他們在後方吃糧不管事，卻還看不起自己，這是什麼道理？段祺瑞先後向曹錕和張作霖許以副總統的職位，但隻是想借此來拉攏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讓布販子或是胡子出任副總統。尤其是皖係中的一些軍閥，經常以舊官僚的姿態出現，這就更招致曹錕和張作霖以及吳佩孚的不滿。
所以直皖戰爭的爆發，可以說是北洋係中新舊勢力矛盾的一次集中爆發。之所以造成直奉聯手，就是因為直軍和奉軍中的新權貴官僚，長期受到舊官僚的欺壓，不滿情緒日積月累，終於衝破了底線。直皖戰事一起，以皖係為代表的舊式官僚這邊馬上就慌了神，他們養尊處優多年，哪裏還知道拚命的滋味？而以直係和奉係為代表的新興勢力則是眾誌成城，1920年4月，八省督軍組成反皖聯盟，直係與奉係正式聯手，隨即打出“清君側”的旗號，直指段祺瑞身邊的首席紅人徐樹錚。
新舊勢力的矛盾不可調和，但是對張作霖而言，他並不想和皖係兵戎相見。張作霖屯兵關外，若是開戰必以直軍為主，他討不得多少便宜，對他而言，不管是戰是和，謀取更大利益才是關鍵。於是在6月19日，張作霖以調停人身份抵達北京東車站，裝模作樣地來做和事佬。為了顯示中立，張作霖並沒有入住皖係的安福係為他安排妥的大帥行館，而是住進了北京奉軍司令部。張作霖隨後拜訪京城政要徐世昌、靳雲鵬和段祺瑞，再三表示自己抵京是期望直皖雙方互相讓步、維持和平。
22日，張作霖到保定拜訪曹錕，隨即召開軍事會議，吳佩孚前來參會並發言，吳氏的話讓張作霖和曹錕聽了之後“均為動容”，隨即提出調停時局的條件由張作霖帶回北京。23日，段祺瑞宴請張作霖，張作霖遂於席間將條件列給段祺瑞過目。段祺瑞表示這些條件均可以商量，但唯有解除徐樹錚的兵權一項沒有餘地。雙方的交涉到此時便陷入僵局，直係方麵趁機大做文章，將攻擊的矛頭對準徐樹錚和安福係，而去除了段祺瑞和徐樹錚所率的西北邊防軍，從而爭取到了輿論的主動。恰在此時，徐世昌忽然於7月4日發布命令，免去徐樹錚的西北籌邊使職務，調任其為威遠將軍，留京供職，由李垣暫代西北軍務，並撤去西北邊防軍總司令職，所部歸陸軍部接收。在民初，“將軍”這樣的官職幾乎就相當於是有名無實的閑差，和擁兵自重的地方軍閥根本無法相比。5日，段祺瑞以邊防督辦的名義，對邊防軍進行緊急動員，此時直皖戰事的爆發隻剩時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