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很愛用水來作文章的比喻。韓愈說過。蘇東坡說“吾文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但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流動的水，是語言最好的形象。中國人說“行文”，是很好的說法。語言，是內在地運行著的。缺乏內在的運動，這樣的語言就會沒有生氣，就會呆板。
中國當代作家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性的，現在多起來了。中國的文學理論家正在開始建立中國的“文體學”“文章學”。這是極好的事。這樣會使中國的文學創作提高到一個更新的水平。
謝謝！
1987年11月19日追記於愛荷華
（選自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四卷，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
1.作者簡介
汪曾祺（1920—1997年），江蘇高郵人，作家。小時候受過正規的傳統教育，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係，深受教寫作課的沈從文的影響。1940年開始發表小說。1946年起在《文學雜誌》《文藝複興》和《文藝春秋》上發表《戴車匠》《複仇》《綠貓》《雞鴨名家》等短篇小說，引起文壇注目。1950年起在北京市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56年發表京劇劇本《範進中舉》。1958年被劃成右派，下放至張家口的農業研究所。1962年調入北京市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1963年出版兒童小說集《羊舍的夜晚》。“文化大革命”中參與樣板戲《沙家浜》的改編和定稿。1979年重新開始創作。80年代以後寫了許多描寫民國時代風俗人情的小說，受到很高的讚譽。著有小說集《邂逅集》《汪曾祺短篇小說選》《晚飯花集》《寂寞與溫暖》《茱萸集》，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汪曾祺文集》《汪曾祺全集》等。所作小說多寫童年、故鄉，寫記憶裏的人和事，在渾樸自然、清淡委婉中表現和諧的意趣。他力求淡泊，脫離外界的喧嘩和幹擾，精心營構自己的藝術世界。在小說散文方麵，開風氣之先。作品被譯成多種文字介紹到國外。
由於汪曾祺的生活與作品中均滲透著濃鬱的文化韻味和民族特色，因此被譽為中國“最後的士大夫”；同時，在20世紀80年代的文壇上，他也是最早申明語言重要性並具有語言自覺意識的作家。
2.背景知識
《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寫於1987年，在這篇文章寫作的前後，汪曾祺還發表了《“揉麵”——談語言》《關於小說語言》《小說筆談》《小說技巧常談》等文章。這些文章或者專談語言，或者在其中涉及語言問題，其觀點常常令人耳目一新。那麼，為什麼汪曾祺會頻繁地談論語言問題呢？
我們知道，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來，隨著西方哲學家的思想源源不斷地湧入中國（如卡西爾的《人論》《語言與神話》，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哲學研究》，海德格爾的《詩·語言·思》等），文學理論界逐漸意識到語言的重要，文學理論界的學者也開始在“語言學轉向”的背景下重新思考語言問題。但是在創作界，許多作家還隻是沉浸在“敘事模式”革命的激動中。他們更多地借鑒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寫作技巧，更多地在“怎樣寫”而不是“寫什麼”上下功夫，更多地玩弄一些敘事圈套，更多地使用一種歐化的“翻譯體”語言——所有這些，成就了當時所謂的“先鋒文學”。可以說，在80年代中後期那個新一輪的向西方學習的熱潮中，許多作家對我們民族自身的東西還缺少清醒的認識，他們在創作中也無法體現出一種語言的自覺意識。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汪曾祺不厭其煩地談論開了語言問題。雖然他的觀點在當時還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現在看來，他的思想可以說是非常先鋒、前衛的。李陀曾站在現代漢語寫作的高度對汪曾祺的語言觀有過如下反思。他引用申小龍的話說：“較之西方作家視語法為牢房的焦慮，漢語作家對民族語法的心態則要從容自在得多。漢語是一種非形態語言。由於語詞及其組合不受形態成分的製約，漢語語詞單位的大小和性質往往無一定規，有常有變，可常可變，隨上下文的聲氣、邏輯環境而加以自由運用。語素粒子的隨意碰撞可以組成豐富的語彙，詞組塊的隨意堆疊、包孕，可以形成千變萬化的句子格局。漢語這種富有彈性的組織方略，為主體意識的馳騁、意象的組合提供了充分的餘地。它放棄了西方形態語言視為生命之軀的關係框架，把受冷漠的形態框架製約的基本語粒或語塊解放出來，使它們能動地隨表達意圖穿插開合，隨修辭語境增省顯隱，體現出強烈的立言造句的主體意識。”[8]而汪曾祺的寫作語言和語言觀之所以讓人茅塞頓開，就在於他對這種漢語特性的深刻認識。這種評析應該說是很有見地的。
而且，汪曾祺不但談論語言，同時還談論小說的敘述、風格、結構、傳神、呼應、含藏；他不但談論著這樣的小說寫作技巧，同時還公開倡導要回到現實主義，回到民族傳統。從這些談論中可以看出，汪曾祺更看重中國傳統的東西、民間的資源。如此說來，他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了？非也。他對當時叫得很響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說法並不認同，他對一些老先生指責青年作家盲目模仿西方文學的說法並不讚成，他認為“一個當代的中國作家應該是一個通人”，一方麵要把古典文學和當代創作打通，一方麵要把古典文學、當代文學和民間文學打通。[9]一旦把這些方麵打通了，語言問題似乎也才能夠迎刃而解。
由此看來，汪曾祺表麵上談的是語言問題，實際上呼喚的是中國作家的文化底蘊，是韓愈所說的“氣盛言宜”，隻有“氣”“養”好了，“言”的問題才能得到理想的解決。
進入20世紀90年代之後，中國的許多作家開始意識到語言問題，可以說，他們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於汪曾祺——既得益於他的語言觀，也得益於他那種得風氣之先、有著獨特語言魅力的文學寫作。
3.文本解讀
遠的不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語言問題一直就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被人反複強調著、討論著。“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廢文言、興白話，其核心是要解決一個語言問題；後來的“大眾化”運動，其目的也是要解決一個語言問題；20世紀40年代，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和《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多篇文章中，也不斷強調要向人民群眾學習語言，要從外國語言中吸取我們所需要的成分，要學習古人語言中有生命的東西。顯然，這裏強調的依然是語言的重要性。而在趙樹理、老舍這樣的自覺在語言上下功夫的作家那裏，更是把語言問題掛在嘴上。他們對語言情有獨鍾，也讓自己的作品現身說法。種種跡象表明，語言問題在被言說、討論和運用中似乎已經得到解決。
然而，麵對汪曾祺先生的這篇文章，我們便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以前人們在談到語言問題時，其立足點顯然是一個“工具論”的背景，於是，盡管語言問題似乎得到了解決，但這種解決隻是“工具論”層麵的解決。站在文學的高度來進一步思考語言問題，我們可能會發現，這種解決方式其實還不地道、還不能讓人滿意。大概，所有在“器”的層麵上談問題而想不起“道”或回避了“道”，都會給人留下意猶未盡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