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準備電報戰(1 / 3)

蔣介石對閻錫山的此等行動,采取了兩方麵的措施:一是繼續調動軍隊,對閻進行武裝示威;一麵公開向閻發出警告。2月9日,蔣介石給閻發電,向閻發出恫嚇,內稱:

“今日中國危機已達極點,為救國之事與禍國之罪,皆由我兩人負此責。弟與我兄有不一心一德貫徹始終者,黨國曆史所不容也。”

言外之意,就是說你閻錫山說我造成黨的分裂、國家的分裂的罪責,你也有一份,咱倆是一條繩拴兩螞蚱,誰也跑不了。還說武力平定兩廣,極有把握,並特請趙戴文早日返京。閻錫山針鋒相對,於10日複蔣一電。以此為發端,在南京、太原之間展開了為時兩個月的電報戰,間以談話、文告相輔,互相責罵,爭吵不休,一直到大戰爆發,才以槍杆子的論戰,代替了筆杆子的論戰。他們爭吵的問題主要有三個:

一是閻錫山打出“和平統一”的旗幟和蔣介石“武力統一”方針相對抗。他在2月10日的複蔣電文中,公開揭露內戰的根源是蔣介石,批駁蔣介石的“武力統一論”,指出:

“同恃青天白日之旗,同為黨軍而互相內搏,傷亡者皆我武裝同誌;同奉三民五權之訓,同為黨員而開除逮捕摧殘者,皆我總理之信徒。況軍心不定,武力將何所恃?黨已破碎,黨國將何以全?”

他在電報中還確認“武力統一不但不易成功,且不宜用於民主黨治之下”。他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禮讓為國”,並表示願意和蔣介石共同下野,黨的事情由眾多的黨員去決定,“黨事國事完全實行黨的議決案”。這就向蔣介石的包辦、獨裁提出了尖銳的挑戰。他還要求蔣“在野負責”,並說此舉“為今日救國之唯一途徑”。

閻錫山這一炮,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使蔣介石惶惶不安。12日,蔣即匆忙給閻複電,煞有介事地宣稱:“革命救國本為義務,非為權利。權利自當犧牲,義務不容諉卸。此時國難正急,非我輩自鳴高蹈之時”,拒絕下野。對於閻的指責反唇相譏,說什麼:“中央始終以和平統一為職責”,“決非有輕用武力之意,惟兄前月毅然出師,以消滅改組派為己任,固亦此意也”。2月19日,蔣又複閻一電,對閻施加壓力,令其履行諾言,與馮玉祥一起下野出洋。晉係、馮係將領紛紛發表通電,勸閻不可下野,而蔣必須下野。雙方各執一說,互相指責。

二是閻錫山提出“黨人治黨,國人治國”,建立“統一的黨,整個的國”的主張,反對蔣介石獨攬大權,要求分散蔣介石的權力,把蔣介石獨裁的政治變成新軍閥集團各首領共裁的政治。2月20日,閻錫山在致蔣電中稱:

“惟黨國是以黨為主體,個人之中心武力,是黨國之障礙,應一齊交還於黨,再實行編遣。否則鈞座編遣之苦衷,反不能使人諒解,事實上,亦窒礙難行也。”

他建議成立元帥府或樞密院、元老院一類的組織,參與決定黨國的大事。

閻錫山的這一主張,在反蔣派中引起強烈共鳴,紛紛以“黨人治黨、國人治國”為武器,抨擊蔣介石獨裁,譴責蔣介石獨裁,使蔣在輿論上處於被動應付的處境,而深感不安。蔣介石堅持治黨治國隻能無條件服從黨的中央,沒有商討的餘地,否則就是反對中央的叛逆行為。而中央就是他自己,反對蔣介石就是叛逆中央,就要“戡亂”。這和封建專製時代的封建皇帝“朕即國家”沒有什麼兩樣,簡直是一路貨色!

2月22日,蔣在複閻電中,怒氣衝衝地說:

“中正實不忍妄自菲薄,尤不願輕易受誣蔑,使中正果有背叛黨國之罪狀,黨國當予以最嚴厲之懲罰。又或中正違反黨紀,淆亂國是,倡為‘黨人治黨,國人治國’之謬說及別設樞密院、元帥府,以解決國事之怪論,則亦無所逃於清議之責備。”

言下之意,是閻錫山提出的主張,必然要遭受譴責。他頑固地堅持,全國軍隊必須“始終服從中央,竭誠服從中央”,否則他就要“戡定叛亂”,“鏟除封建勢力,製止反動行為,以實現國家和平統一”。蔣介石還鼓動譚延闓、胡漢民、吳稚暉等人發表所謂五院長《告全國軍人文》,對全國軍人提出勸告,須視軍隊為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為個人之私產;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不宜犧牲國家之生存而求一己之幸免。這篇文告的意圖非常明顯,目的在於挑撥各實力派的軍隊反對他們的首領,以維護蔣記中央,而鞏固“幾乎動搖”的“黨國基礎”。其實閻錫山所說的“黨人”,絕不是所有的國民黨員,“國人”也不是普通的全國老百姓,而是他們那些軍閥、官僚、政客而已。閻錫山向蔣介石爭權,爭的是除蔣記中央以外的軍閥、官僚的權,而不是一般的國民黨黨員和老百姓的權。不過,閻錫山提出的這個“黨人治黨,國人治國”的口號,當時確有不小的迷惑作用。

三是指責蔣介石一手包辦並做為禦用工具的三全大會,要求取締這個非法中央。閻錫山認定,以三屆中央的名義作出的各項決議,實際上都是蔣介石“一人之命令”,“黨國危亂,實肇於此”。因此,在沒有取締這個中央前,不能實行編遣。因為實行編遣,就不是把軍隊交給黨,而是交給蔣介石個人了。2月23日,以閻錫山等45人名義,給香港汪記中央打電報,提出“錫山等提出擬請由我全體黨員同誌投票,取決多數。三屆續統可,二屆複統亦可,產生四屆亦無不可”。汪精衛立即回電極力讚成,並稱此舉“實為本黨最高主權之所在”,鼓動閻錫山“`提倡進行”。蔣介石則斥之以“反對三大中央,即為黨國之叛逆”。對閻“進最後之忠告”,要他“懸崖勒馬,維持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