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誌丹是西北紅軍和西北蘇區的最早創始人之一，中共給他的權威性評價是“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之正確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不調和之鬥爭。”
在陝北，劉誌丹更被譽為“民族英雄”而為人民所廣泛傳頌。
正因為如此，王明的追隨者們視他為眼中釘，是他們推行六屆四中全會路線的最大障礙，欲拔之而後快。
當時的實際情形確實如此。當中央駐北方代表推行“左”傾路線，朱理治開展反“右”傾鬥爭時，劉誌丹曾堅決地抵製過。
在朱理治等人來西北蘇區之前，劉誌丹從實際出發，總結正反兩方麵的教訓，已經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及工作方法。但在朱理治等人的眼睛裏，劉誌丹工作的每一方麵，無不帶上了“右”的色調：
在土改中，對地主不搞肉體消滅，給富農以生活出路，是明顯的富農路線；
紅軍堅持農村割據，開展遊擊戰爭，不攻打大城市，是梢山主義；
在統戰工作中，團結改造哥老會，是確確實實的投降主義。如此等等。
於是，在與紅二十五軍領導人座談時，朱理治就“已開始懷疑劉誌丹”有問題，不過手頭沒證據，還沒有說劉誌丹就是“右派反革命”。劉誌丹冤案的產生，在很大原因上是逼供信的結果。
正因為朱理治、戴季英等感覺到劉誌丹有問題，因此肅反運動開始後，戴季英就抱著這一成見指名逼供。張文華、蔡子偉受刑不過，供出了劉誌丹是“右派”。之後凡是被捕的人，都嚴刑逼供，指明要招出劉誌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領。”
不利於劉誌丹的口供愈來愈多。其中一份口供最為具體，說張秀山是由蔡子偉介紹加入右派，並任右派前委書記，張走後由劉誌丹代理，曾在一個廟上開會。
對此，朱理治等人深信不疑，決定調劉誌丹回來，予以審訊。
勞山戰役獲勝後，朱理治、戴季英馬上寫信給前方，令前方立即逮捕劉誌丹等人。
關於這段經過，當時的前方肅反主持者聶洪均後來作了較為詳細的敘述：
勞山戰役後的第三天，收到省委的來信，說後方永坪鎮已經逮捕了幾個人，根據他們的口供，揭出劉誌丹、高崗、楊森、習仲勳、劉景範等很多高級領導幹部都是右派反革命，並有很大的陰謀準備活動。省委指令我們在前方立即逮捕劉、高等人。對於省委來信所言，我相信是有可能的，但事關重大，未敢馬上逮捕。我們感到：既然省委來信，就該執行，但考慮事態嚴重，“亂子”太大，不敢輕舉。而且我們從繳獲的敵人的文電中得知，中央紅軍已經到達秦川，為避免萬一弄錯，最好還是請中央來到後解決。我們決定出兵環縣，迎接中央紅軍。隨即召開軍團會議討論，一致同意紅十五軍團出擊慶陽、環縣一帶，迎接中央紅軍的到來，並報省委。
送出報告後，省委緊急來信，嚴令停止紅十五軍團出擊慶環的行動，並要我們正確地估計到這個行動“可能發生事變，造成罪過”，最後強調指出：“劉、高等右派反革命問題，省委已有嚴密的考慮與決定，不日將派郭洪濤來前方傳達，並協同解決。”我們去信催郭速來，結果來的不是郭洪濤而是程子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