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洪易一到贛東北，便積極推行宗派主義的幹部路線，拉一幫，打一幫。
他首先改組了省委領導，仍以萬永誠為書記，以聶洪均為組織部長，塗振農為宣傳部長。又在省委內組織了一個以萬永誠、聶洪均、唐在剛為成員的三人主席團。而原來的省委委員吳先民、黃道、鄒秀峰、洪坤元等則被排斥於最高決策機關之外。
曾洪易在政治上全麵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贛東北黨內繼續反所謂立三路線、富農路線、封建地方觀念與保守主義。他武斷地認為：
同村大姓支部叫做封建地方主義的黨；
富農分到些好田，地主分到田是不折不扣的富農路線；
蘇區內用於解決難民生活的實驗農場是立三路線的過“左”辦法；
遊擊戰爭中“紮口子，打埋伏，吃補藥，圍點打援”的戰術，是地地道道的保守主義。
就這樣，曾洪易完全否定了贛東北黨的工作，為他召開省黨代會全麵控製蘇區領導權作了輿論上的準備。
1931年9月，贛東北黨第一次黨員代表大會在葛源開幕。
方誌敏、邵式平等人雖然參加了大會的領導，但大會完全由曾洪易及其追隨者所把持。會議最後如曾洪易所願，通過了“左”傾色彩極濃的各種決議草案——《組織問題決議案》、《蘇維埃工作決議案》、《軍事工作決議案》、《青年團工作決議案》等。
這些決議案的中心議題隻有一個，即贛東北蘇區存在著嚴重的右傾錯誤，必須刻不容緩地予以解決；
指責贛東北黨不但是立三路線的執行者，而且是立三路線的發揮者；
說贛東北黨的組織大多數不是從鬥爭中發展的，而是由征服、拉夫、親族和感情關係相互介紹建立起來的；
黨的支部根本不能領導群眾，黨的組織生活充滿著富農意識、官僚主義和悲觀、消極、畏縮、動搖等表現和傾向；
贛東北的雇農工會是富農工會；
赤衛隊、少先隊沒有成為群眾武裝鬥爭的組織，更談不上是群眾的武裝組織力量。
伴隨上述指責，省委亦大換血。萬永誠為省委書記，唐在剛為組織部長，塗振農為宣傳部長，方誌敏為省蘇維埃主席、黨團書記，邵式平為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黃道為閩北特委書記，聶洪均為紅十軍政委，關英為團省委書記，汪金祥為保衛局局長。
這樣，贛東北省黨的“一大”後，省委與紅軍便牢牢控製在曾洪易手中了。
此後，曾洪易便從政治上、軍事上全麵推行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伴隨著軍事上的盲動冒險主義和政治上的“左”傾路線的，便是無限製地肅反擴大化運動。
由於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贛東北紅軍在戰場上連連失利，蘇區形勢日趨艱難，群心動搖，紅軍廣大指戰員難免口出怨言，態度消極。曾洪易認為，這準是潛藏的反革命分子所為，遂決心大規模肅反。
此時，適逢中共中央來信指示，要開展肅反運動，並指責贛東北肅反工作開展不力。
1932年3月間，鄂豫皖肅反文件傳到贛東北，曾洪易看後大受啟發，便大肆宣稱“以肅反勝利爭取紅軍勝利。”
正不知從何下手呢！恰好，這時有人偏偏不失時機地向曾洪易報告了一件事：
原來，來自上海的何東橋、羅子華、潘務行三人在閑談中提倡健康、良好的生活習慣，說經常洗腳、爬山有益身體。
曾洪易一聽，大喜若狂。原來這三人早不滿曾及省委的領導，引起了曾洪易的懷疑。這還了得，它不是以“伊朗會”的名義進行改組派活動麼？逮捕！審訊！
莫名其妙地，潘務行、何東橋、羅子華便成了肅反的首要犧牲品。
紅十軍政治部主任吳先民因不滿曾洪易的錯誤領導，大發牢騷，也成為進行反革命活動的口實而鋃鐺入獄。
於是，慘痛的贛東北肅反就迅速在地方和紅軍中蔓延開來。
肅反剛開始時，方誌敏、邵式平表示反對，說反革命是有，但沒有這麼多，吳先民是經過長期鬥爭考驗的忠誠黨員，決不會是反革命。
但曾洪易豈會聽這些！他馬上利用手中的權力，給方誌敏、邵式平扣上對肅反動搖的帽子，加以隔離，強製二人寫檢討書，公布於眾。
大名鼎鼎的方誌敏尚且挨批，餘者誰還敢反對肅反？從此，肅反越搞越凶。
從贛東北到閩北，從軍隊到地方，由上級到下級，由機關到農村，到處彌漫著肅反擴大化的狂熱情緒。
在肅反中，既不相信同誌，又不調查研究，隻是濫加罪名，嚴刑拷打，指名逼供，亂捕亂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