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中央政治局正式通過了《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主要內容是：
（一）在一、四方麵軍會合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進攻，在運動戰中大量消滅敵人，首先取得甘肅南部，以創造川陝甘蘇區根據地，使中國蘇維埃運動放在更鞏固更廣大的基礎上，以爭取中國西北各省以至全中國的勝利。
（二）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在戰役上必須首先集中主力消滅與打擊胡宗南軍，奪取鬆潘與控製鬆潘以北地區，使主力能夠勝利的向甘南前進。
……
（五）為了實現這一戰略方針，必須堅決反對避免戰爭、退卻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動的傾向。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是目前創造新蘇區的鬥爭中的主要危險。
這樣，中央政治局從黨的組織原則上，否定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正式確定了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方針。對於這場北上與南下之爭，張國燾在1938年5月6日發表的《敬告國人書》中有一段話，雖然美化其自己，但也佐證了這場爭論的確實性。
“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麵軍與本人所領導之四方麵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等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區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兩種主張未能一致，遂至形成中共之分裂。”
兩河口會議後，中央政治局考慮到，必須盡快解決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集中領導和統一指揮問題，決定增補張國燾為中央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
但張國燾回到雜穀腦紅四方麵軍總部後，即對兩河口會議決定采取了陽奉陰違、口是心非的態度。6月30日，竟又致電中央，公然違反他剛剛舉手讚成的兩河口會議決定，重新提出退卻方針，主張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壩，一部向西康發展，一、四方麵軍就地向北稍微擴張一些。同時，進一步向黨中央伸手要權。
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再次拒絕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同時本著大敵當前、革命利益為重的精神，7月18日，中央軍委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規定“一、四方麵軍會師後，一切軍隊均由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總政委直接統率指揮”。對此，彭德懷在其《自述》中說：
“毛主席在同張國燾的鬥爭中，表現了高度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在黑水寺開中央會議時，張國燾要當總政委，洛甫提議把總書記交給張國燾，毛主席不同意。寧願交出總政委，不能交總書記。張國燾當時不要總書記，他說，總書記你們當吧，現在是打仗嗎。如果當時讓掉總書記，他以總書記名義召集會議，成立以後的偽中央，就成為合法的了。這是原則問題。”
7月底，毛澤東和紅軍總部來到毛兒蓋地區。這時，由於張國燾的拖延，已經失去了進取鬆潘的有利時機。8月初，毛澤東等軍委成員舉行會議，決定放棄鬆潘戰役計劃，改為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即以紅軍主力出阿壩，北進夏河地區，突擊敵包圍線之右側背，爭取在洮河流域滅敵主力，創造甘南根據地為作戰目的。
軍委關於夏洮戰役的計劃確定後，張國燾又節外生枝，要求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政治路線”問題。於是，中央8月4日至6日在毛兒蓋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議程有兩項：（1）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形勢和任務；（2）組織問題。
在會上，針對張國燾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線的觀點，會議重申了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結論，即中央的政治總路線是正確的，沒有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主要原因是軍事路線上的錯誤，經遵義會議已得到了糾正。同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一樣，毛澤東仍不主張清算中央的政治路線，因為軍事問題具有最緊迫的意義。政治路線的錯誤，待時機成熟時再予解決。
8月5日，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麵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決議駁斥了張國燾悲觀主義的形勢估計，指出目前政治形勢的特點是：日本帝國主義更進一步侵略中國，白區群眾的革命鬥爭繼續前進，許多老根據地仍在堅持鬥爭，“尤其是一、四方麵軍兩大主力在川西北的會合，造成了中國蘇維埃運動在西北發展極大勝利的前途。一切這些，證明中國革命形勢的依然存在，證明蘇維埃革命並未低落，而是繼續發展著。”決議再次否定了張國燾的退卻逃跑主義，重申了兩河口會議關於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戰略方針的正確性。明確指出：“創造川陝甘的蘇區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麵軍前麵的曆史任務。”“紅軍基本的嚴重的責任，就是在川陝甘及廣大西北地區創造出這樣一個根據地。”針對張國燾的反黨分裂活動，決議突出強調“必須在一、四方麵軍中更進一步的加強黨的絕對領導，提高黨中央在紅軍中的威信”，指出“一切有意無意的破壞一、四方麵軍團結一致的傾向，都是對於紅軍有害，對於敵人有利的。”
會議決議最後指出：“必須在部隊中堅決反對各種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這種動搖是由於對於敵人力量的過分估計，誇大敵人的力量，看不到敵人內部力量的削弱，而同時對於自己力量估計不足所產生的。”這種動搖具體表現在：“對於黨中央所決定的戰略方針表現懷疑”，“企圖遠離敵人避免戰鬥”，“對創造新根據地沒有信心”，“對於一、四方麵軍的力量不信任”，“對革命前途悲觀失望”等。“這些右傾機會主義的動搖，明顯的在部隊中存在著，而且部分的生長著”，“是最大的危險，開展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是目前中心任務之一。”
這個決議沒有點張國燾的名，給他以改正錯誤的機會，並為了團結他一直北上。同時，會議同意在紅四方麵軍工作的一些同誌補為候補中央委員，或中央委員，或政治局委員。
沙窩會議後，為了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全軍分左右兩路軍共同北上。右路軍由黨中央、毛澤東直接率領，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左路軍由朱德指揮，實際上由張國燾率領。但張國燾一離開沙窩，便又公然違反會議決議，提出要西出阿壩，北占夏河，向青海、甘肅邊遠地區退卻的錯誤主張，拖延主力紅軍的北上行動。
因此，中央政治局於8月20日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以克服張國燾的阻力，貫徹沙窩會議精神。會上，毛澤東首先作關於夏洮戰役計劃的報告。他說：“我們向北行動以後，目前存在著兩個方麵：一個是執行夏洮戰役計劃，向洮河流域東岸發展；另一個是向黃河以西、青海、新疆、寧夏方向發展。”毛澤東認為，向東是轉入反攻，向西是退卻。向西去，無論敵情、地理、民族、經濟、政治等條件，都對我極為不利。敵人的部署，正是逼迫紅軍向黃河以西。向東發展，則可以洮河流域作為開創川陝甘革命根據地的基礎。這一區域，背靠草地，四川軍閥很難來，西北靠黃河，便於作戰。同時，又可以黃河以西為退路。因此，紅軍主力應向黃河以東，支隊應向黃河以西去破壞敵人的封鎖計劃。他指出，洮河作戰步驟，極大關係於將來的行動。毛澤東在分析敵我形勢之後，提出紅軍應出敵不意，橫跨草地，北出陝甘。
張國燾沒有出席這次會議。與會人員討論後，一致同意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在會上作了結論，指出：第一，向東還是向西，是全局的關鍵。向東，積極的方針，我們必須采取這一方針。第二，為配合全國紅軍、全國革命運動，亦應向東。第三，從洮河左岸或右岸前進，可視情況而定。如有可能，即采取包座至岷州的路線北出。這一路線，可集中三個軍，甚至全部集中走這條路線。第四，左路軍應向右路軍靠攏。總之，必須堅決向東打，以岷州、洮河地區為中心向東發展，決不應因遇到一些困難，轉而向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