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這番話，無異表白了自己的態度，蔣介石內心中就此與陳公博劃了一道界限，他草草結束了這次談話。
從此以後，陳公博將自己與汪精衛捆紮在一起，寧漢分裂，他是漢方政府的顯赫要人，是汪在政治上最堅定的支持者。“寧漢合流”後，他又作為汪精衛的代表南下廣州，打出“擁護汪黨”的招牌，為汪精衛奪取廣東根據地賣力賣命。他創辦《革命評論》，建立“改組派”，廁身軍閥混戰，鬧得蔣介石也焦頭爛額。
但是，陳公博也有彷徨的時候，蔣汪爭鬥，每逢相持不下或處境困難，汪精衛總是一走了之，剩下的攤子就由陳公博來收拾，他對此也有不滿，特別是隨著一連串的政治投機和政治冒險失敗以後，他不由地感到心灰意冷和厭倦，想就此退出政治的漩渦，抽身世外。這種潔身自好的想法固不可取，較之繼續官場上的那種傾軋要幹淨清高得多。可當他每逢下這樣決心的時候，總禁不住汪精衛、陳璧君的撫慰、勸激。“為人子者孝，為人臣者忠。”他自己也長歎，送佛上西天，既然跟定了汪精衛，總不能就此一走了之吧。
1932年的元旦，蔣介石是在他的家鄉浙江奉化溪口鎮度過的。前幾天他剛宣布下野，從石頭城悄然而隱。
此番來到奉化老家，就是在靜觀風向，籌思對策，等待最有利的時機出山。
蔣介石的對策依然是屢試不爽的“各個擊破”，其具體辦法就是“聯汪抑胡”
因“廖案”而被擠走的胡漢民在政壇上消沉了幾年後又不甘寂寞了，於國門幾出幾進，於政壇幾沉幾浮，於蔣介石幾分幾合，數個回合鬥下來，卻總占不了上風，最後竟因為“約法之爭”，被蔣介石軟禁在湯山，國民黨的老前輩淪為了“階下囚”。
胡漢民這一怒非同小可，此次丟的麵子可比五年前因廖案受嫌疑還要嚴重得多，內心中不禁暗暗發誓，此生絕不與蔣氏並立天下。他對蔣介石已實實在在傷透了心。
蔣介石這手也有欠審慎，胡漢民之地位聲望，豈是輕易動搖的，更不能貿然采取這種粗暴的做法。因此，此事一出，在全國立即掀起軒然大波，國內及海外華僑紛紛來電詢問事情真象或譴責蔣介石暴行，“廣東王”陳濟棠還乘機在廣州欣起一場聲勢浩大的反蔣浪潮，並形成了寧粵對立的局麵。直到“9.18”事變，雙方迫於國內輿論壓力，互作讓步，胡漢民才最終獲釋，但與蔣介石誓不兩立的態度卻沒有絲毫改變。
兩利相權取其重，兩害相權取其輕。掂量一番後，蔣介石覺得這文章還得在汪精衛身上做，他已經吃透此人心思，反複無常，為“權”是圖，不妨先拋出誘餌，讓出甜頭，惑其上鉤。
蔣介石是舍得下血本的，這誘餌著實吸引人，他放出風來：
“本黨現值存亡危急之際，急需得一各方信仰之領袖，主持一切。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顧一切，任此艱巨。本黨中興，非汪莫屬。”這消息必定會傳到汪精衛耳中，但不知汪的反應如何，最擔心的就是那個精明過人的陳公博看出破綻，蔣介石不無擔心。
自“中山艦事件”至今，屈指一算，已6個年頭，這6年裏，汪精衛酸甜苦辣，百味俱嚐。1927年4月，寧漢對立，汪精衛再度出山，卻很快改變政治態度，繼寧方“4.12”反革命政變後，發動了“7.15”分共行動。寧漢終於合流。
蔣介石立即抓住了這一機遇，打出“聯汪反桂”牌，讓宋子文攜其親筆信去廣州與汪聯絡，大施離間計，說廣東的李濟深是廣西人，與桂係的李宗仁關係密切，血比水濃，要汪精衛設法將李濟深趕出廣東，形成廣州汪之天下。果然，汪精衛怦然心動，蔣介石也“熱心”予以配合，從日本回國後，就邀請汪、李去上海，協部將黃琪翔兵變廣州，將自己的根據地拱手交汪。
其實，汪精衛這樣做得不償失，李濟深、李宗仁、黃紹竑等，或通電，或演講，群起指責，找到上海青幫頭子杜月笙門上，要求綁架汪精衛，以出口惡氣。李濟深更是恨之入骨，不惜寫信與一向不和的蔣介石，請求出兵討伐。蔣介石做得也絕，居然將這信拿給了汪氏夫婦，他這不是買好，而是存心看他們的笑話。
果然，汪精衛、陳壁君一看到李濟深的信，不由得愧悔萬分，原本是自己的同盟者，卻被蔣介石拆成了怨家對頭。夫妻相對無言，惟以淚洗麵。
還有讓汪精衛吃驚的事，陳公博也為此恨透了蔣介石，他說：
“廣州驅李之役，蔣先生是一個有力的主動人，我到上海，才知道李濟深回粵打我們時，蔣先生又給了他三十萬元作打倒我們的軍費。唉！蔣先生太聰明，太現實了，你為著洗刷，我自然不好加以批評，但政治道德畢竟是這樣的嗎？”
汪精衛就這樣被蔣介石玩弄於股掌之上。盡管他在這以後，為了奪回失去的權力，殫精竭慮，幾番努力，可是與蔣介石鬥的時間愈長，他就愈沒有把握，愈失去信心。屢屢敗北的現實，已讓他有技不如人之感了。
盡管力有未逮，但心卻不甘，每逢失望湧上心頭，他更是滿腔淒楚，心中也愈益痛恨蔣介石。大誌難酬，也實在讓人悵然難樂。
陳璧君卻突然神彩飛揚地出現在他的麵前，手裏揚起一張報紙。
“老蔣將胡漢民囚在了湯山，廣東陳濟棠扯旗反蔣呢。”
汪精衛沮喪的神態一掃而光。“胡漢民也算領教了蔣介石的毒辣，想當年寧漢分裂，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誰都知道那是與武漢政府分庭抗禮，胡某人卻前去幫腔，做了一任主席。如今還是兔死狗烹，自食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