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偉光工程師的第一天授課，對這些文化層次參差不齊的農村青年來說，就像吃了塊壓縮餅幹，嚼著有味，但一時很難消化，大夥似懂非懂地發出不同的議論。安同安說，老師講的井下那麼多亂七八糟的東西，對你們這些人有用，我是應個名來的，和我沒有任何關係，我學習結束就到地麵上輕鬆的單位上班了，你們可要好好聽，深刻領會啊，不然到井下就沒命了，連媳婦的麵兒都沒有見，白來這個世上了。此話引起大家的強烈憤恨，身強力壯的姚大勇沒等大家反應過來，一個箭步上去抓著安同安的領口，對著臉就是左右兩個巴掌，還說，讓你再放屁，就是不下井，今天你爺也要在這兒揍死你，你信不信。安同安臉上留下兩個大手印子，在眾人一片譴責的拉架中，灰溜溜地離開了現場。
姚大勇三十歲，是我們協議工中年齡最大的，已經有了兩個孩子，其父親是相鄰白壽縣一家大型企業的黨委書記兼廠長，聽說後來提拔到市人大還是政協任職了，在方圓百裏都知道他有水平，威信高，非常喜歡為鄉親們辦事，自己的日子也過得相對富裕，特別是三個孩子都很本分，做事情很仗義，為人也謙和，從不以父親是領導就自覺高人一等，所以他們家在我們高街公社名聲很好。姚大勇是他的大兒子，在農村經常因抱打不平引起不少的“麻煩”。家裏條件這麼好，又這麼大歲數了，還來幹協議工，許多人都不理解，估計是他父親看他老在農村“惹事”，讓他到煤礦換個環境，改一改野性子吧。他的身份、年齡和為人，自然帶來一些影響力，於是他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我們五十一名農民協議工的中心，特別是今天的慷慨還擊，讓熟悉和不熟悉的人親眼見識了他的豪氣和正義感，都紛紛豎起了大拇指。不少人暗自高興，有這樣的大哥在前麵撐著，今後誰也不敢小瞧我們。
我們當中年齡最小的，叫常孝忠，距離十八歲還差幾個月，是通過父親在大隊當主任的關係，走後門進來的。他初中隻讀了一學期就輟學，在生產隊掙半個（勞動力）工分，對老師講的幾乎理解不了幾句，他不缺吃不缺穿，沒有掙錢養家的概念，所以在他心裏，什麼安全不安全，事業不事業，與我毫不相幹，隻要離開家裏，不幹那些瑣碎的農活，能逛能玩兒就好。
周緒東就不一樣了，他是高中學曆，高考未被錄取才回到鄉裏，在生產隊當記工員，有耐心，又尊重長輩，把群眾的工分、賬目做得明明白白，不管誰遇到不清楚的地方，他都能解釋得頭頭是道。從大隊到公社的領導，都認為他是個當幹部的好苗子。自從農村實行生產責任製，土地分到農戶，生產隊這一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沒有會計，計工員自動消失，周緒東隻好經營自家的責任田。他個子矮，根本吃不消這種繁重的農活，恰巧煤礦招收農民協議工，憑計工分在幹部群眾中的好印象，他成為五十一個名額中第一個被公社推薦批準的人選。所以，他來煤礦的目的就是跳出農門，利用這個平台展示才華，和考上大學的同學一比高低。他心裏想，是正式還是協議工，外麵的人誰知道，人人皆知的是，在國家大型煤礦上班，本身就是一種榮耀，至於井下有多艱苦，他根本就沒有往這方麵想，他相信以他的聰明和對事、對人認真的態度，很快就能適應井下工作，加上自己有短暫的當農村幹部的經曆，隻要肯不懈地努力，還怕以後當不上礦長嗎？他心裏是這樣想的，在行動上也是這樣做的，他非常注意細節，在任何時候都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在這個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群體裏，處處表現出一個知識青年的素養。
王選懷是退伍軍人，趕上那年國家百萬大裁軍回到了農村，個頭不算高，充其量一米六八，體重有六十公斤就不錯了，還有些駝背，但受過軍營的熏陶，人非常精幹、結實，尤其走起路來，簡直就像一陣風，說起話來像竹竿倒核桃，嘰裏呱啦誰也插不上一句。王選懷說，他當兵的目的就是想跳出農門，在部隊謀個一官半職，他當的兵種是地質勘探，在大涼山裏找黃金，當然野外作業，風餐露宿的辛苦程度就不用提了，四年下來終於到了代理排長的位置，就差一步轉正了，趕上了國家大裁軍，幹部不分軍齡長短全部轉業，部隊銷號，士兵退役回原籍。用王選懷的話說：他就像一個紙鳶，飛上天空畫了一個不規則的圓，又一下子掉頭落回原地，心裏說不上有多沮喪了。在農村幹了一年，正好趕上煤礦招收農民協議工，憑他在部隊的曆練，再加上幹勘探，有一定的地質方麵的知識，還有能說會道的一張好嘴，很快搞定了來公社招工的鄭慶東。由鄭慶東出麵在公社旁邊的合作社食堂擺了一桌酒菜，邀請大隊、公社幹部參加，王選懷買單。大隊、公社兩級幹部酒足飯飽之後，又有招工的幹部極力推薦，這樣的順水推舟，自然不難成事。從王選懷自吹自擂的言語中，我們才知道來公社接大夥的那個礦領導就是鄭慶東，是礦勞資科管井下工人調配的幹部，選懷還說他和鄭科長已經到了稱兄道弟的地步，這兩天人家還約他去家裏吃飯呢。盡管真假難以辨別，但也著實讓我們這些從農村出來，沒有見過世麵的農民娃羨慕不已，人家當過兵，見識廣，這麼短的時間就能和礦上的領導拉上關係，這是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