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情況說明,中國現代文論就是中國現代文論,它植根於中國自身的現實,它是歸於中國的,並非西方文論的延伸,不能不加分析就說“歸於西方”。當然,我們並不認為中國現代文論已經完全成熟,它仍在途中。肯定地說,“新郎”(按胡明的比喻)並沒有都浪蕩在外,並沒有迷途,並沒有迷失回家的路。
三、中國古代的現代轉化的“嚐試”是“收工”和“失敗”了嗎?
胡明說,“轉化”“貫通”古今的努力,僅有“皮毛功績”,一堆“半成品”,“結果是日久師勞,知難而退,悄然收工——西自西,東自東,古自古,今自今。”並宣告說“轉化”“貫通”的“嚐試”已經“失敗”了。
對於中國古代的研究可以有三個目的:其一,還原,把古人提出的觀點放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背景中去把握,弄清它的原意。其二,是通過中西對話、互釋,把中國古代的文論範疇轉化為中國現代文論範疇。其三,中華古代文論也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通過注解研究,成為培養現代人的整體素質的資源。以上三種目的互相聯係,是可以溝通的。隻有盡可能還原,才能弄清真意,對話、互釋、轉化才會有基礎,也才可能成為培養現代人的必要資源;反過來說,隻有實現“轉化”和成為人的素質培養的資源,中華古代文論研究的現實意義才會凸顯出來。現在引起爭論的不是第一和第三,而是第二,就是對話、互釋和“轉化”問題。胡明宣布這種“嚐試”“失敗”了,
關於“日久師勞”。胡明不是不了解,“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是1996年提出的。那年由中國中外文藝理論學會主辦會議,搞文學基礎理論的學者和搞古代文論的學者會師陝西師範大學,會上發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見。《文學評論》在那一年發表了一係列文章,其中也包括季羨林教授的文章,對於這件事情,許多學者都是舉了手的。那年我在韓國高麗大學任教,不在國內,否則我會力主把“轉換”改為“轉化”。不過,我對於陝西會議不少意見都表讚同,而且認為“轉化”與“轉換”的意義大致相同、相似、相通,沒有提出異議。我想說明的是從1996年到2002年,時間隻有6年。6年,對於一個重大問題的學術研究來說,是否就是“日久”了?關於“師勞”問題,我不知道胡明是如何得出來的,反正自那以後,我個人一直在從事對話、互釋和“轉化”的研究,並沒有感到如何“勞”。據我的了解,我的一些同行和朋友為此事日夜耕耘,從未覺得勞頓,相反總是覺得興趣盎然。
關於“失敗”。時間究竟屬於誰,會屬於那些預言家嗎?我看未必。我想時間自然會做出結論,現在就由那些對我們的事業既無興趣也不了解更沒有多少研究的人來宣布我們“失敗”了,這些人不是太匆忙了嗎?實際上對於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的對話、互釋和“轉化”,並不自1996年始。前麵已經說過,宗白華、朱光潛、羅根澤、錢鍾書、王元化、徐複觀、劉若愚等教授都是長期致力於古今對話和中西對話的學者,比他們年輕的一輩如張少康、陳良運、李壯鷹、陶東風和美籍華人葉維廉、餘英時、高友工等也早於1996年前就有水平相當不錯的以今釋古的“轉化”之佳作。這些都是有書為證、有案可查的,更何況提出“現代轉換”僅僅6年時間,又湧現了相當可觀的成果,鄭敏、樂黛雲、蔡鍾翔、張少康、陳良運、顧祖釗、曹順慶、蒲震元、汪湧豪、古風、袁濟喜、香港的黃維棵等,都有以今釋古、以西釋中的學術水平很高的“轉化”之作。就以鄭敏先生來說,她的確是精通西學的,對於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她知之甚深,但她的追求明顯在如何發揚中國古代文化和文論的精華上麵。她一再告誡她的學生和朋友,一定要保持和發揚中華民族的文化、文學和文論的特性,絕不可把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丟失;但她又認為對於中華古代文化、文學和文論,一定要用新的方法進行現代闡釋,在對話和交往中碰撞出新的火花,釋放出新的能量來,以保持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力。她的論文集《結構——解構視角:語言·文化·評論》, 1998年由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她的另一部論文集《詩歌與哲學是近鄰——結構—解構詩論》, 1999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可以說是以現今的結構主義和解構主義的觀念和方法闡釋中國古典詩歌和詩論的學術精品,具有很高的學術獨創性,的確發現了中國古典詩歌和詩學的許多新鮮的東西。我們讀了她的論點,都有一種敬仰中華民族文化智慧的感受,也因此,她的觀點被一些人說成是“文化保守主義”。鄭敏和她的學術同行哪裏有什麼“無根心態”“殖民心態”呢?而且更重要的是鄭敏的“嚐試”“失敗”了嗎?鄭敏的學術同行“失敗”了嗎?時間將會做出結論。不難看出,有人匆匆做出“失敗”的宣告是沒有意義的。
中華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的研究工作將不受任何幹擾繼續進行下去,它們正守在“家”裏,守在中華古代光輝燦爛的文化的“根”旁。請放心,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有足夠的誠心與決心、耐力與能力,他們絕不會“收工”,他們也不會迷失自己的路。我們看好“現代闡釋”“現代轉化”的學術前景。
(《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4期)
注釋
[1]恩格斯:《論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曆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16頁。
[2]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曆史科學》,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頁。
[3]可參見張京媛:《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中斯蒂芬·葛林伯雷和海登·懷特等人的論文,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4]王國維:《新訂〈人間詞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頁。
[5]王國維:《新訂〈人間詞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頁。
[6]朱彝尊:《水村琴趣序》,《曝書亭集》卷四十,乾隆刻本。
[7]郭英德:《文學傳統的價值與意義》,《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以下再引郭英德本文不再注明)
[8]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文選》下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9]黃人:《小說林發刊詞》,《中國近代文論選》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59年版,第498頁。
[10]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文選》下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3頁。
[11]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梁啟超文選》下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版,第6頁。
[12]胡明:《新世紀中國文學理論體係的建構倫理與邏輯起點》,《中國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以下所引胡明本文不再注明)
[13]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56頁、第57頁。
[14]賀麟:《五倫觀念的新檢討》,《文化與人生》,商務印書館1988年版,第51頁。
[15]蘇珊·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