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傳統文論作為一種古代文化,並沒有完全死去,也沒有完全失去。原因是中華文論傳統確有“民主性的精華”,它蘊含在風雅頌中,蘊含在漢賦漢樂府中,蘊含在六朝詩歌中,蘊含在唐詩宋詞中,蘊含在唐宋八大家中,蘊含在元曲明清小說中。隻要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陸遊、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等人及其作品仍然有生命力,他們鮮活的作品仍然被我們誦讀,他們仍然作為文化傳統被繼承下來,那麼從他們那裏總結出來的古代文論,就仍然具有生命力。我們當然知道,中華古代文論屬於古典,現代文論屬於現代,它們具有不同的性質,但是中華古代文論中仍然有許多民主性的精華和具有世界性普遍的成分,這些成分可以作為資源之一“轉化”到現代文論的話語中來。所謂古代的文論與現代的文論不具有通約性,這不是事實。事實是,在中國20世紀現代文論發展的過程中,許多著名的文論家為把中華古代文論轉化到現代文論的話語中,以現代的觀念對古代文論做了深入的闡釋,他們艱苦卓絕的努力,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果。例如,王國維從古代文論中提煉出來的“境界”(有時又稱為“意境”)說、“出入”說,魯迅提煉出來的“白描”說、“形神”說、“文人相輕”說,朱光潛提煉出來的“不即不離”說,宗白華提煉出來的意境的“靈境”說、“虛實相生”說,錢鍾書提煉出來的“詩可以怨”說、“窮而後工”說,王元化提煉出來的“心物交融”說、“雜而不越”說等(這隻是舉其要者,其中肯定有許多疏漏),都進入到現代文論的話語中。所謂“宿命的對立”“傳統拒斥現代”的論斷是缺乏根據的。
問題不限於此,現代西方的文學理論、美學的大師,他們不但對於西方古代文論,如柏拉圖和亞裏士多德的文論,進行了現代轉化或現代闡釋(這是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命題),令人感到驚訝的是也對中華古代文論、藝論加以“轉化”,變為他們現代文藝理論的一部分,例如,美國現代著名美學家蘇珊·朗格在《藝術問題》談到原型表象如何“轉化”為藝術中感性結構的問題時說:“其實是由十世紀的中國藝術理論家荊浩提出來的。荊浩曾經說過,筆墨大師可以隨心所欲地提高和降低繪畫的光度,以便去表現物體的深層部分和淺層部分,由此創造出來的光線看上去就像是自然本身發射出來的,而不像是由筆墨造出來的(明暗本身就可以表現物體的深層和淺層)。在說這段話之前,荊浩還對‘和諧’問題發表過一番議論。當然,他當時所說的‘和諧’,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構圖’。”[15]顯然,朗格這裏說的就是五代時期荊浩《筆記法》中“六要”的部分意思。值得注意的是,蘇珊·朗格並沒有因為荊浩的說法屬於中國古代就加以拒斥或看成“宿命的對立”。還有,英國當代著名的藝術史理論家岡布裏奇為了論證他提出的繪畫視覺的“投射”理論,根本不顧什麼古與今、英與中,在《藝術與幻覺》一書中,他多次引用中國古代的畫論,並認為中國古代的畫論“遠人無目,遠樹無枝”,這就是他的投射理論的最好的概括和箴言。更不要說眾所周知的現代心理學大家榮格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入迷以及列夫·托爾斯泰對於孔子的“仁學”的“現代轉化”了。這方麵的例子很多,一時難以備述。這些事實如何能說明現代與古代的“宿命的對立”或“傳統拒斥現代”呢?我們可以試想一想,如果我們中國的學者,不對自己民族的古典進行現代的闡釋和現代的轉化,那麼外國的學者就會把我們民族的東西拿過去,並進行現代的闡釋和現代的轉化,那時候我們的後代就將麵對中華文論的現代轉化的外國版本了。君不見“花木蘭”的故事已經被美國人拿過去,用美式的現代觀念與技術“轉化”,中國人則不得不麵對這種“出口轉內銷”的貨色,而且還在叫好。這難道不讓我們感到難過嗎?同樣,中國古典的文論如果我們自己不進行現代轉化,難道還要等待外國人先於我們來進行現代轉化嗎?難道我們希望我們的子孫們麵對美國版、英國版、法國版的中華古代文論嗎?
還值得注意的是,有不少古代文論的術語,根本不用特別“轉化”,就直接進入現代的文論話語體係中,拳其要者,如“比興”“氣勢”“氣象”“養氣”“陽剛”“陰柔”“含蓄”“自然”“自得”“靈氣”“胸襟”“本色”“童心”“感悟”“主旨”“意象”“性格”“神似”“形似”“滋味”“韻味”“知音”“品味”“豪放”“婉約”“謹嚴” “襯托”“對仗”“性格”“伏筆”“直敘”“補敘”“插敘”“因文生事”“文質彬彬”“盡善盡美”“托物抒情”“情景交融”“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疏密相間”“前後呼應”“波瀾起伏”“言之有物”“一唱三歎”“聲情並茂”“知人論世”“詩無達詁”“文如其人”“意在言外”“成竹於胸”“胸中之竹”“中和之美”“冷眼深情”(這裏暫舉五十多條,實際上遠比此多)。這些本來是中華古代文論、藝論中的概念、術語,自然而然地融入現代文論,成為現代文論體係中的一部分。事實說明古代文論與現代文論是有通約性的,因為我們的文學的現代性是中國文學的現代性,也因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的轉型是中華文論的轉型,還因為現代性轉型是具有傳統文化心理的中國人在做的,它在無意識中就滲透了一些古代的傳統文化因素,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其實,不單文學理論的轉型中是如此,人文學科的現代轉型無不如此。這說明了“現代性”本身是民主的、開放的、寬容的,在現代性的創造中向所有的資源開放,因而現代性在拒絕傳統腐朽的成分的同時,也不完全排斥傳統,一切人類優秀的成果都會被吸收到它的熔爐裏。現代與古代“宿命的對立”“傳統拒斥現代”的論斷是片麵的、沒有根據的。
二、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是“歸入西方”嗎?
胡明先生還認為,中華古代文論與中國現代文論“其文化精神的內核時時處處衝突碰撞”,“後者我們已經將之歸入西方即歐美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延伸,它的基本要素與理論範疇來源於西方文學理論”。在胡明先生看來,中國文學理論不過是歐美文學理論的附庸,完全沒有自己的時代的、民族的根性,這種看法是不是符合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發展的實際呢?
在這裏,我希望胡明把問題做些分析,不要一刀切。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如果從1899年梁啟超提出的“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和不久之後又提出的“小說界革命”算起,已曆盡百餘年。誠然,在這百餘年之間,有過“全盤西化”的提法,有過為西方馬首是瞻的人物,有過西方文論名詞轟炸的時刻,至今仍有一些年輕的或不太年輕的學者亦步亦趨地追趕西方的文論浪潮,這個事實不容回避。中國現代文論受外國的影響,也是不爭的事實。但“趕浪潮”問題在文論界內部已爭論很久,多數有識之士對於那種不顧中國實際,一味照搬西方文論話語的做法表示不滿甚至厭惡。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百年現代文論的主流是隨著中國時代的變遷而變遷的,它對西方文論話語的取舍,對中華古代文論話語的取舍,都與時代的發展和現代文學的發展密切相關,與當下的社會文化狀況密切相關。中國現代文論的“根”在中國的現實及其發展,在中國文學的實際及其發展。從梁啟超、王國維到魯迅、茅盾、宗白華、朱光潛、馮雪峰、胡風、楊晦、黃藥眠、何其芳、錢鍾書、王元化、蔣孔陽、李澤厚等,再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所謂“黑八論”的作者,諸如秦兆陽、巴人、周穀城、錢穀融等,再到新時期開始後中國當代新文論形態的建設者,絕大多數都是立意做本土化的中國現代文論。
可以這樣說,中國現代文論經過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後繼的努力,已經形成了一個新的傳統。盡管可能我們較多地借用了西方的一些文論術語,但其內涵已經根據中國的現實和文藝的實際而具有中國的特色。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這些術語,由於與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相結合,用以指稱與西方不同的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文學,它們的本土化特征是很明顯的,也是多數人所認同的。
再如,中國現代文論引進了“審美”這個詞語,但引進後“審美”的含義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在西方,“審美”作為一個概念,大致上就是康德所說的“審美無功利”,但從王國維引進“審美”這個觀念之後,“無功利”的含義已經大大被削弱,而滲入了審美也可以“有功利”的思想。這是由於中國自晚清以來遭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淪喪為半殖民地的境地,亡國滅種的危險日益迫近,這不能不引起一些有起碼愛國心的知識分子的憂慮。所以他們從西方引進“審美”的觀念,就不僅是純粹的遊戲、完全的逍遙,不能按照西方的“審美無功利”照搬,而要加以改造和變化。王國維提倡審美,是與通過教育改變“民質”相聯係,審美中夾帶著啟蒙的目的,這裏就有了功利目的。自此以後,中國的文論家、美學家一般將審美的無功利與有功利視為可以兼容的方麵,審美無功利和審美有功利並存。王國維和魯迅先後提出過藝術“無用之用”“不用之用”的主張,所謂“無用”“不用”即藝術審美無功利,所謂“有用”就是藝術審美有功利。20世紀5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美學家李澤厚就明確審美無功利與有功利統一的看法,這個看法被很多人所采用,蔣孔陽先生也采用這個說法,在許多學者那裏一直延續到如今。可以這樣說,在民族社會矛盾十分突出的時期,審美的“無功利”一端被放到次要的方麵,“有功利”的一端凸顯為主要的方麵,於是強調文藝為政治服務。如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就提出文藝從屬於政治,功利性可謂強矣,但也不是不要審美,隻是“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功利是主要的,但也要藝術,也要審美。這種說法一直延續到“文化大革命”時期。新時期開始以來,文論學界為了糾正“文藝為政治服務”口號的偏頗,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提出了文學“審美特征”論,其中有的提出“審美反映”的觀點,有的提出“審美意識形態”的理論,直到1999年筆者仍寫了一篇《審美意識形態論作為文藝學的第一原理》的論文。所謂“審美反映”和“審美意識形態”,就其實質而言,就是要在文藝審美的無功利與有功利的緊張關係中取得某種平衡。這些觀點及其在曆史發展中的變化都不是完全照抄外國的教條,它針對的是中國的現實,並獲得了中國本土內涵。不難看出,“審美”這個外來詞,已經成為了中國現代文論、美論的有機組成部分。關於中國現代“審美”這個關鍵詞如何被引進,如何隨著曆史的變化而變化,如何獲得區別於西方的“無功利又具有功利”的內涵等,可以寫出一篇論文或一本書來。從這個個案分析足以說明中國現代文論雖然用了部分外國的概念,但在中國現代文學和文論的發展中,已經獲得了本土化的內涵,成為中國現代文論的新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