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當代文論建設中的古今關係問題,學界已經做了許多文章。盡管仍有不同意見(很正常),但經過討論,中華文論中古今關係問題已經取得了比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對話的基礎上,進行古代文論的“現代轉化”,或進行現代闡釋,從而凸顯中國現代文論的民族個性。基於這一思想的研究實踐正在展開,也有很高學術水平的成果不斷湧現出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讀到了2002年《中國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他們對1996年中國文論界提出的“中國古代文論的現代轉換”提出了“冷嘲熱諷”的“評論”,甚至於說:“前一陣所謂‘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的現代轉換’,所謂中國‘中國文學的失語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揚揚嗎?在我看來,‘現代轉換’也好,‘失語’也好,都是一種漠視傳統的‘無根心態’的表述,是一種崇拜西學的‘殖民心態’的顯露。‘世人都曉傳統好,惟有西學忘不了’,如此而已,豈有他哉?”[7]這種說法是毫無根據的。請這位作者調查一下,當下熱心於“現代轉換”(我更同意用“現代轉化”)的學者是哪些人,他們寫的文章持什麼觀點,他們憂慮的是什麼問題,他們追求的又是什麼境界,那麼他就會明白他給人扣的“無根心態”“殖民心態”的帽子是不是合適,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錯了對象。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本來也想寫幾句“反唇相譏”的俏皮話,但為了不汙染學界的空氣,還是算了。我隻是想提醒一下,學者寫文章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自己說的話是要負責任的,當你給人扣帽子的時候,要謹慎一些,看看自己手裏的帽子是否該戴到你想戴的人的頭上。
下麵向胡、郭兩位先生請教幾個問題。
一、現代文論與古典文論是“宿命的對立麵”嗎?
誠然,“現代”就一個方麵說意味著對“古代”的轉型、反叛、對立和鬥爭。經曆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我們更不能不體認這一點。但是就現代文論的現代性而言,相對於古代文論,這種轉型、反叛、對立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麵呢?
我認為是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麵。
首先,擺脫以君王一人為中心的封建正統觀念,樹立以民眾為中心的觀念。“現代性”的追求都力圖擺脫封建主義的正統觀念,封建主義正統觀念的核心是:君王就是一切。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都必須以君王的是非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為喜好,以君王的憤怒為憤怒,以君王的悲哀為悲哀,以君王的快樂為快樂。普天下的人民群眾的喜怒哀樂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眾都沒有地位,唯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樂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學藝術上麵,中國古典文學的基本觀念就是“詩無邪”“詩言誌”“發乎情,止乎禮義”“溫柔敦厚”“怨而不露”“哀而不傷”“美刺”“順美匡惡”“主文而譎諫”“文以載道”“文以貫道”等,文學的主題不能離開這些訓誡。晚明時期曾發生啟蒙思想,如李贄等人離經叛道,就企圖改變這種以君王一人之是非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為是非的專製局麵。可惜曆史沒有朝這個方向前進,整個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統治上麵,直到晚清時期開始,這種思想開始被突破。梁啟超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發表在他主編的《新小說》上麵。《新小說》雜誌提出了振興國民精神的宗旨,所謂“務以振國民精神,開國民智識”,他認為“今日最重要者,則製造中國魂是也”。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提出了小說應“新民”的主張,所謂“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8],小說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從為“君”到為“民”,這是一個根本的變化。“五四”時期,封建正統觀念遭到批判,實現了現代性的轉型,用後來周作人的話來說,“奪之一人,公諸萬姓”,這是現代性思想的精髓之點,也是現代文論的精髓之點。
其次,文體觀念的轉變。擺脫視小說等藝術創作為雕蟲小技的古典看法,這是文體觀念的一大變化,也是中國文學現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麵。中國古代一直視詩文為正宗,連宋代的“詞”也隻是“詩之餘”,隻是“浪謔遊戲”之作,北宋文人錢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臥則讀小說,上廁則閱小辭。”(歐陽修《歸田錄》)這種輕視詩賦以外文體的思想早在漢代就已經形成,班固說:“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者之所造也。”元代開始興盛的小說和戲劇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說、戲曲的地位一直很低,近代《小說林發刊詞》黃人說:“昔之於小說也,博奕視之,俳優視之,甚且鴆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於縉紳,明不列於四部……”[9]雖然私下讀得津津有味,但在公共的場合則受到鄙視。到了晚清時期,在梁啟超、王國維等人筆下,情況為之一變,小說被抬到比詩歌要高得多的地位。梁啟超的文章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10]梁啟超詳細論述了小說的“熏”“浸”“刺”“提”四種力,能把這四種力發揮到極致的人,那就是“文聖”。最後的結論是“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也”“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11]這種矯枉過正的論點,徹底轉變了那種鄙視小說文體的觀念。王國維則對各種文體均不排斥,詩詞小說戲劇,隻要是好的,都認為表現了“天下萬世之真理”。他評《紅樓夢》,寫《宋元戲曲史》,大大提高了小說、戲曲等文體的地位。那麼,梁啟超和王國維提高小說等文體的曆史背景是怎樣的呢?總的說是把下層人民開始看成國民。既然是國民,就要有國民的精神,那麼真能改變國民精神者,是通俗的小說和戲劇,而非讀不懂的古文詩詞。這就說明文體觀念轉變的背後是現代觀念的萌生,現代的民族國家的萌生。其後,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中,由於白話文體運動取得了勝利,由於平民主義取得了地位,小說、戲劇和新詩等文體成為文學文體的正宗,已經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了。中國現代文學革命的先驅魯迅以小說傳世,而不以古代格律詩成名,就充分說明了小說、劇本、現代新詩、散文已經取得了統治性的地位。
其三,批判意識的勃興。批判意味著衝突、矛盾、不和諧、不穩定,意味著爭論,意味著一方批判另一方,另一方也這樣那樣地回應批判方。 20世紀的中國有著追求現代化的曲折過程,這種基於衝突和矛盾的批判充滿了整個過程:批判封建禮教,批判古典,批判帝國主義,批判日本侵略者,批判漢奸,批判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批判反革命,批判唯心主義……
其四,在反封建的共同鬥爭和不斷的論戰過程中,文論話語開始轉型。文論界不約而同地認為中華古代文論也是封建時代的僵死之物,已經無法用來解釋中國現代的新文學。於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在批判意識勃興的情況下,放棄中國古代的諸如“賦比興”“風雅頌”“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教化”“禮樂”“美刺”“溫柔敦厚”“思無邪”“文以載道”“文以貫道”“意在筆先”“主文而譎諫”“補察時政”“泄導人情”“春秋筆法”“興寄”“天人感應”“齊梁遺風”“奪胎換骨、點鐵成金”等文論話語,吸收並改造外國的諸如“現實主義”“浪漫主義”“象征主義”“現代主義”“形象性”“真實性”“典型性”“內容”“形式”“主題”“題材”“文體”“風格”“藝術性”“思想性”“傾向性”“生活”“反映”“靈感”“形象思維”“審美”等文論話語,到了20世紀末,則有“形式主義”“文學性”“陌生化”“新批評”“隱喻”“結構主義”“意識”“無意識”“接受美學”“作品層次”“藝術生產”“藝術消費”“後現代”“後殖民”“女權主義”“新曆史主義”“解構”等。我之所以強調“現代文論”與“古代文論”以上四點不同,是為了說明中國現代文論的確是新時代的產物,有了新的質,與古代文論已經不是同一的東西。
但是以上所說的現代文論和古代文論的區別、對抗,隻是一個方麵。還有另一個方麵也是同樣重要的,那就是現代對傳統的包容、吸收、借鑒與交彙。現代文論對於古代文論所采取的是悖論態度,現代文論反叛古代文論,現代文論又吸收古代文論,現代與古典之間既對立又融合。胡明說:“中國傳統文學理論的學科獨立立即麵臨一個宿命的對立麵:中國現代(包括當代)文學理論。”[12]郭英德也說:“就其極端的意義而言,‘傳統’是拒斥現代化的,是不可能實現所謂‘現代轉換’的;如果謀求傳統的‘現代轉換’,隻會傷筋動骨,不能脫胎換骨。”胡、郭二位先生的說法似乎在講所謂現代與古典之間的“不可通約性”,其實這種說法都是片麵之詞。他們完全沒有看到“現代”對於傳統在反叛的同時,也對傳統加以吸收,尤其是對於傳統中的“民主性精華”加以吸收和改造。“現代”並非是平地而起的沒有淵源的運動。“現代”,包括現代文論,是在吸收古代傳統資源的基礎上建構而成的。“現代”精神的一個根本之點,就是它的民主性、開放性、包容性、兼收並蓄性。如果“現代”精神隻是什麼單一的反叛性、拒斥性的話,那麼“現代”精神豈不太狹隘了嗎?一般的學者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通稱為現代的表征,那麼資本主義作為人類現代文明的產物,其基本精神是什麼呢?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說:“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完全可以理解為理性主義整體發展的一部分,而且可以從理性主義對於生活基本問題的根本立場中演繹出來。”“理性主義是一個曆史的概念,它包含著由各式各樣東西構成的一個完整的世界。”[13]現代性的一個特征就是它根據自己的需要容納“各式各樣的東西”,它向古今中外開放,在一方麵反叛古典的同時,另一方麵又容納古典。對於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如果我的體會沒有錯的話,就是在堅持一定原則條件下的開放與共享。開放,不但向外國開放,也向古典開放;共享,人類一切優秀的文化遺產,都可以成為我們享用的對象,不但外國的東西可以成為享用的對象,古典的東西也可以成為享用的對象。曆史文化傳統,尤其是本民族的曆史文化傳統,不但指向過去,而且也指向現代和未來,曆史文化傳統是我們現代人的創新之源。我一直欣賞賀麟先生的一段話:“從舊的裏麵去發現新的,這就叫做推陳出新。必定要舊中之新,有曆史有淵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那種表麵上五花八門,欺世駭俗,競奇鬥異的新,隻是一時的時髦,並不是真正的新。”[14]這些話說得多麼好!也就是說,在對傳統的再度解釋中去創新,才可能是具有淵源的真正的創新。如果我們同意上麵這些道理,那麼所謂“宿命的對立”“傳統拒斥現代”的論斷就是片麵的。我注意到,在郭英德的文章中也說:“‘傳統’的意義,不僅指向過去,也指向現在,還指向將來,是貫穿於過去、現在和未來的‘掙不斷的紅絲’,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命線。”這句話也說得很好。同時他自己也不忘“西學”,引了伽達默爾的話,來證明自己的看法。問題是從這樣的觀念出發,如何認為那些力圖對古代文論進行現代闡釋,通過“現代轉化”使古代文論進入現代文論體係的人,就是“無根心態”和“殖民心態”呢?他就不覺得自己的說法是前後矛盾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