獲取真義與煥發新義——略談中華古代文論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麵臨著新的問題。我一直認為,文論是曆史的產物,單純的注釋和考證以及純粹的邏輯判斷與推演,已經不能解決問題。單純的注釋和考證,當然是需要的,但隻停留在解決材料的真實性問題,不能揭示整體理論的真義和價值;純粹的邏輯判斷與推演也需要,可隻能得到表麵的零碎的東西,而且有可能失去曆史原貌,麵對同一個古文論命題而各說各話,追尋不到本真的意義。研究古文論的目的,一方麵是盡量還原真義,看我們的古人究竟說了什麼,提出了什麼樣的命題,做出了怎樣的回答,這就不能不把理論放回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另一方麵是要在還原真義的基礎上煥發新義,看古典的文論在今天還可以做出何種解釋,還有什麼價值與意義,對於建設現代的文學理論還有什麼幫助,這就不能不對理論進行必要的現代闡釋。
一、獲取真義——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考察
曆史主義的方法在中華古代文論的研究中不可缺失。以曆史文化的眼光來關注研究的對象,把研究對象放回到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把握,是古代文論研究中的一種曆史主義方法,是一種不可或缺的方法。我們不能把中華古代文論孤立起來研究,因為它是更廣闊的曆史文化的產物。任何事物都是“曆史的暫時物”(馬克思語),都是在一定的曆史文化環境中形成、成長和衰落的。中華古代文論作為一種理論,也是“曆史的暫時物”,是在一定的曆史時期出現的。那麼,我們研究古代文論的各種問題就要充分考慮到“曆史的關聯”“文化的關聯”和“社會的關聯”。恩格斯曾經稱讚過黑格爾的“偉大的曆史感”,認為“他是第一個想證明在曆史中有一種發展、一種內在聯係的人”,認為他“在現象論中,在美學中,在曆史哲學中,到處貫穿著這種偉大的曆史觀,材料到處是曆史地、即放在與曆史的一定聯係中來處理的” [1]。恩格斯的觀點表明了一種曆史主義的觀念和方法。“曆史優先”是研究古代文論的基本方法,隻有把研究的問題放置於原有的曆史文化語境中去考察,才能充分揭示研究對象的真義。
“曆史背景”與“曆史文化語境”的區別。以前的文藝社會學批評,也提出研究對象的“曆史背景”,但這種“曆史背景”的描述與我們提倡的“曆史文化語境”考察是不同的。“曆史背景”隻是對象的朝代、時期、特定曆史概況、曆史事件的發生發展等的描述,往往沒有與特定的研究對象“關聯”起來考察,不明白在特定曆史時期所產生的命題、概念和理論究竟是針對什麼情況而發的,沒有完全“放在與一定的曆史聯係中來處理”,而且隻考慮一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等“外部”的情境,這樣也就很難揭示這些文論的真相與真義。真正的“曆史文化語境”的考察,不但要掌握文論所產生的朝代、時期、時代、政治狀況、經濟生活等,更重要的是要進入到文論產生的具體的曆史文化情境,充分揭示文論命題的提出與某個曆史時代的聯係,充分揭示是怎樣的時代文化導致這些文論命題的產生,充分揭示文論作者的種種生活經曆與這個時代文化的曆史聯係,充分揭示此文本與彼文本的曆史關聯。這就進入到了文學、文論本身的“內部”情境。“語境”不同於“背景”,它既指大的曆史文化“外部”背景,又指具體的曆史文化氛圍,更指導致某種文論產生與流行的個人的、文化的、時代的具體原因,特別重要的是它與曆史走勢的“內部”規律性的聯係,“曆史關聯性”是其核心。某種文論的產生與流行絕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必然指向某種文學發展或文論發展中的問題,並力圖解決這些問題,把這些情況具體地、真實地揭示出來,就具有了“曆史的關聯性”,就可以說進入了曆史文化語境的考察。
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困難之點。“曆史文化語境”的研究的確是不是容易的。困難不在細讀文論文本所蘊含的大致的意義,而在於今人如何進入古人的曆史文化語境。真的曆史已經離我們遠去,我們所能看到的隻是史書文本和某些出土文物。文物誠然能夠給我們一些直觀的印象,提供我們去想象曆史的現場,但也僅僅是想象而已。史書文本,如《尚書》《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國語》《戰國策》,以及包括了《史記》《漢書》在內的“二十四史”,還有《資治通鑒》等,都出自史官之筆,這些史官並沒有親臨曆史現場,也沒有與他所寫的曆史人物交往,更沒有參與曆史事件,對處在曆史邊沿的文論家的身世或根本沒有著墨,即或著墨也寥寥數語,很難提供具體的情境,更難揭示文論與曆史的必然聯係……這些史書往往讓人看不出曆史發展的整體脈絡,看得清楚的是不得不用虛構來拚湊出的完整故事,這怎樣能讓我們返回曆史現場,獲得曆史真相,盡可能接近曆史的本來麵目呢?說到底,這些史書隻是構建出來的一些文本而已,不同時期、不同立場的人都可能做出不同的解釋。還有,寫史書的史官都是有自己的立場和價值判斷的,對於同一個曆史人物或曆史事件都可能做出自己的評價,或美化、或醜化,很難取得一致的看法,那麼我們作為讀者究竟相信誰的評價更可靠呢?我們該相信誰呢?誰提供的“曆史”更接近真實呢?這就是我們在研究中華古代文論的時候,力圖進入曆史文化語境所遇到的困難。
進入“曆史文化語境”的關鍵。既然我們無法回到曆史現場獲得本真的曆史真實,那麼我們要進入某個文論家提出某個文論命題的曆史文化語境,就隻能走建構曆史文化語境這條路了。如何重建某個文論家或文論命題的曆史文化語境呢?重建的關鍵在哪裏呢?“重建”的意思是根據曆史的基本走勢、大體框架、人物與事件的大體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見的曆史成案,將曆史資料的磚瓦進行重新地組合和構建,根據曆史精神,整理出具有規律性的曆史文化語境。這樣一來,“重建”曆史文化語境的關鍵就在於“發現”。應該看到,曆史文本不可能完全達到曆史真相的揭示。曆史的真相是曆史人物與事件的原始狀態,它是存在過的,是“有”,但人物與事件的狀態,既千變萬化,又稍縱即逝,它的原始性、複雜性、偶然性、暫時性等,常常是無法把握的,就是親曆現場的人,雖然親睹親聞,也很難完全把握。這樣,那些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始性、複雜性、偶然性、暫時性和混沌性,對於任何人來說,就可能從“有”轉到“無”。所謂重建曆史文化語境,就是要重新從“無”中發現“有”。從原始性中發現現時性,從複雜性中發現一致性,從偶然性中發現必然性,從暫時性中發現規律性。所以重建曆史文化語境,並不是拚湊陳舊的、瑣碎的曆史故事和趣事,重要的是發現曆史發展或轉型的規律,其中也包括大規律中的小規律。恩格斯談到如何把握曆史的時候說:“整個說來,在曆史現象領域內同樣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不過凡表麵上看去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其實這種偶然性本身始終是服從於內部的隱藏著的規律的。全部問題就在於發現這種規律。”[2]恩格斯對於曆史的這種理解,正是我們所講的“曆史文化語境”的核心。“曆史文化語境”是要“把曆史的內容還給曆史”(恩格斯語),發現曆史的必然的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