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之用”與“古為今用”可以結合起來。建設具有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的資源有四個方麵:當下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五四”以來所建立的現代文學理論;中華古代文學理論;西方文論中具有真理性的成分。在四種資源創造性的改造與融合中,中國現代文論新形態一定可以建立起來。中華古代文論作為民族精神的原典,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現在中華文論研究界爭論一個問題:我們究竟為什麼要研究古代文論?一種意見認為,古代文論研究不能急功近利,中華古代文論是中國古代傳統的一部分,研究中華古代文論不一定與建立中國現代的文論直接聯係起來。如羅宗強教授在批評了古文論研究中的“古為今用”之後說:“以一顆平常心對待古文論研究,求識曆史之真,以祈更好地了解傳統,更正確地吸收傳統的精華。通過對於古文論的研究,增加我們的知識麵,提高我們的傳統文化的素養;而不汲汲於‘用’。具備深厚的傳統文化的根基,才有條件去建立有中國特色的文學理論。這或者才是不用之用,是更為有益的。”[5]這種意見的主旨是不要把“用”,特別是“古為今用”作為研究的目標,而應把提高傳統文化素養作為目標。至於建立中國現代的文學理論,則主要應從總結現實的文學創作經驗教訓入手。另一種意見則認為目前在世界的文學理論界,竟然沒有中國的聲音,如果我們不對中華古老的文論傳統進行現代的“話語轉換”,那麼在文論上,就沒有“話語”與別人交流,我們豈不患了“失語症”。這種意見的主旨是主張“用”,特別是“古為今用”。
我們的意見是,“不用之用”與“古為今用”可以結合起來。建設具有中華現代文學理論的資源有四個方麵:當下文學創作經驗的總結;“五四”以來所建立的現代文學理論;中華古代文學理論;西方文論中合理的成分。在四種資源上的創造性改造與融合,是建設現代文論新形態的必由之路。當然這是一個長期的複雜的精神“工程”,不是一日之功,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排斥“古為今用”。在這個複雜的工程中,中華古代文論作為民族原典精神,起著特別的作用。中華古代文論當然可以提高我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加強傳統文化素養;同時中華古代文論的一些概念、範疇經過我們的詮釋,也可以轉化為具有現代意義的理論。也許經過詮釋的古代文論的概念、範疇,已不完全是古代文論的“本來麵目”,但是它的基本精神是古典所煥發出的新聲。它原本在另一個語境中,現在轉移到一個新的語境開始的時候,可能是不完全協調的,但經過不斷地磨合改進,舊的“武器”派上新的用途,也不是不可以。特別是涉及文學基本原理的一些部分,由於具有普遍性,經過適當的改造,就完全可以為我們今天所用。
在古今中西融合之路上,已經有前人為我們開辟了道路。
王國維(1877—1927),大家公認他是建立中國現代文論的第一人,是一位開辟道路的學者。他在新舊交替的時代提出了“境界”說、“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說、“隔”與“不隔”說、“造境”與“寫境”說、“出入”說、“古雅”說、“天才”說等,在古今中外交接點上進行了別出心裁的創造。盡管裏麵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部分,但後人為什麼不把他未走完的中西交融的路繼續走下去呢?
宗白華(1897—1986),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後,仍執著於中華古典與西方精神的結合,為中國現代美學和現代藝術理論做出了貢獻。他雖然學貫中西,但他的理論建樹則更多從屬中國古典詩學、美學立意,同時又把古今中西結合起來。例如,他的意境“層次”論,亦古亦今,亦中亦西,給人莫大的啟發。他在《中國藝術意境之誕生》一文中說:
中國藝術家何以不滿於純客觀的機械式的模寫?因為藝術意境不是一個單層的平麵的自然的再現,而是一個境界層深的創構。從直觀感相的模寫,活躍生命的傳達,到最高靈境的啟示,可以有三層次。蔡小石在《拜石山房詞》序裏形容詞裏麵的這三境層極為精妙:
江順貽評之曰:“始境,情勝也。又境,氣勝也。終境,格勝也。”
“情”是心靈對於印象的直接反映,“氣”是“生氣遠出”的生命,“格”是映射著人格的高尚格調。西洋藝術裏麵的印象主義、寫實主義,是相等於第一境層。浪漫主義傾向於生命音樂性的奔放表現,古典主義傾向於生命雕像式的清明啟示,都相當於第二境層。至於象征主義、表現主義、後期印象派,它們的旨趣在第三境層。[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