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膽、識、力”作為詩人的心理結構
“詩言誌”“詩緣情”是中國古代詩學綱領。誌，情，在古人的觀念中並無根本區別。“在己為情，情動為誌，情誌一也”（孔穎達）。情、誌都屬於詩人的主觀世界。正是出於此，曆代詩學都特別關懷詩人的心理結構。詩人的心理結構直接關係到詩歌創作的成敗。袁宗道說：“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葉燮說：“詩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沈德潛說：“有第一等襟抱，第一等學識，斯有第一等真詩。”袁枚說：“人必先具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劉熙載則講：“詩品出於人品。”明、清時代這些學者的上述見解，並不是他們的創見，隻是對於曆代詩學的總結而已。
自古以來，儒、道二家都十分重視詩人的心理結構的建設，但它們所注重的方麵不同。儒家的理想是“克己複禮”，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仁”的普遍推行，所以儒家對於詩人的心理結構，也就必然偏重於從倫理道德的方麵提出要求。孔子在《論語·憲問》就提出“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漢代王充在《論衡·書解》中說：“德彌盛者文彌縟，德彌彰者人彌明。”唐代韓愈在《答尉遲生書》中說：“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指德行、品質——引者）。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掩（‘掩’，遮掩——引者）。”唐代李翱在《寄從弟正辭書》中說：“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義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宋代歐陽修在《答吳充秀才書》中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致也。”朱熹在《答楊宗卿》中也說：“然則詩者，豈複有工拙哉？亦視其誌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誌，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這就不難看出，儒家詩學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詩原於德性”“詩品出於人品”。
道家的理想是返歸自然，獲取那種“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之“道”，實現這一理想的手段是“齋心”“坐忘”，因此，道家對詩人的心理結構，必然從泯物我、同生死、超功利的審美方麵提出要求。《莊子·刻意》篇說：“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眾美從之。”意思是說，忘卻一切，就可擁有一切，超脫達到了極致，那麼美和詩也就隨之而來。這就提出了一個審美心胸的問題。後來劉勰所說的“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則說明創作主體的虛靜的心胸不但對審美觀照是必要的，而且對藝術構思也是必要的。魏晉以後，講“虛靜”的人也很多，唐代劉禹錫說：“虛而萬景入。”宋代蘇軾在《送參寥師》中寫道：“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他們所強調的是詩情的躍動勃發來源於超脫功利目的的虛靜之心。這就不難看出，道家詩學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詩情源於“內美”，詩藝出於“林泉之心”。
儒、道兩家在詩人心理結構問題上雖然注重點不同，但他們都認為詩作為“言誌”“緣情”的藝術，與詩人主體的心理結構有密切和直接的關係，因此詩人心理結構的建構是極為重要的。值得提出來討論的是曆代詩學關於詩人心理結構的多層麵的論述。詩論家認為，一個詩人的“仁義之心”或“林泉之心”誠然是重要的，但又不能把詩人的崇高品德或淡泊心胸看成詩人心理結構的全部。詩人的心理結構是一個分層麵的“係統”。劉勰在《文心雕龍·體性》中說：“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事類》中也說：“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以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雖美少功。”在劉勰看來，詩人的心理結構分為兩個層麵，即先天的才與氣，後天的學與習。先天的才與氣是“盟主”，決定作品的風格。後天的學與習是“輔助”，決定“事義深淺”和“體式雅鄭”。詩人的先天條件作為自然前提誠然是重要的，但劉勰把它放到“盟主”地位，看不到後天的學與習對一個人的才能的形成，具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是失之於偏頗的。然而劉勰把詩人的心理結構分成先天與後天兩個層麵，是有意義的。
嚴羽在《滄浪詩話》中說：“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這段話，從字麵上看，是在說明詩的本質和特征，提出“別材”“別趣”的觀點，實際上是在說明詩人心理結構的既有區別又有聯係的兩個層麵。在嚴羽看來，一方麵，“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就是說明詩不是知識的堆砌，不是道理的探求，而是“情性”的吟詠，“興趣”的抒寫。“情性”“興趣”都屬於感性的方麵，這就要求詩人必須有感性的心理結構。另一方麵，又強調“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說明“情性”要吟詠得妙，“興趣”要抒寫得好，又與知識的積累、道理的探求密切相關，“讀書”“窮理”都屬於理性活動，這就要求詩人的心理結構在有感性層麵的同時，還必須有理性的層麵。對於詩人的心理結構來說，缺乏感性的層麵，就缺少詩情，理性的層麵也就失去意義；但若沒有理性的層麵，就不能使富於情性、興趣的感性層麵發揮到美的極致。由此不難看出，嚴羽的“別材”“別趣”說，實際上講的是詩人的感性和理性相結合的心理結構。嚴羽之後，把詩人的心理結構作為“係統”“層麵”來加以把握的人很多。如明代袁宗道在《士先器識而後文藝》中說：“信乎器識文藝，表裏相須，而器識狷薄者，即文藝並失之矣。雖然，器識先矣，而識尤要焉。蓋識不宏遠者，其器必浮淺。”袁宗道繼承和借鑒了古代史學家的見解，把詩人的心理結構分為“器”與“識”兩個層麵，並認為“識”這一層麵是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