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馮太後的一係列改革措施中，影響最大的當數班行俸祿製。
遊牧民族南下的目的就是為了搶掠財富，他們往往“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輛”。氏族首領為了鼓勵士兵作戰勇敢，一是聽憑劫獲之物歸於個人，二是論功行賞，“班齎將士各有差”。這樣的政策大大激賞了將士打仗的興趣，他們明白從戰爭中得到的利益，要比遊牧大得多多，人人衝鋒陷陣、個個爭死效命，很少發生退縮、叛變與逃跑之事，極大地提高了戰鬥力。鮮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後，仍保留著過去的遺風－－百官沒有俸祿，收入主要依靠擄掠與賞賜。賞賜的對象除了出征將士，還有文武百官。北方統一，戰爭與掠奪的機會就少了。官員沒有俸祿，隻有通過搜括、貪汙、經商等手段自己想辦法解決。“時官無祿力，唯取給於民”。於是，官員公開貪汙受賄循情枉法，大肆搜括於民無法無天。北魏吏治腐敗，財政匱乏，國家機構遭到嚴重蛀蝕，鮮卑貴族貪圖享受，昔日的獷悍善戰之風也在逐漸消失。曆代皇帝對此深感不安，多次下詔懲治不法官吏，可根本解決不了官員腐敗這一頭痛的老大難問題。官吏無俸祿，若不貪汙搜括靠什麼生活？少數廉潔自律的官員，特別是部分漢人官吏家徒四壁，生活相當困難。要想治本，隻有班行俸祿。
公元484年，孝文帝下詔實行俸祿製。俸祿每三個月發放一次，以每年十月為起始。同時，對貪汙行為製定了更為嚴厲的懲罰措施：“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
俸祿製推行後，加強了北魏的中央集權及封建化進程，確曾起到了保證官吏日常生活、杜絕貪汙搜括的明顯效果。它不僅是孝文帝改革的前奏與先聲，也是北魏根除遊牧奴隸製殘餘，接受漢族官僚政治製度的表現與象征。
就在俸祿製實行一年並取得明顯的成效後，北魏又在經濟上采取了一項相當重要的改革--均田製，它由鮮卑族的部落分工中的計口受田發展衍化而來。
長期的戰亂使得原本富庶的中原地區呈現出一片淒涼蕭索景象，出現了不少無主荒地。同時，流亡人戶的返歸鄉裏、大量遷徙的民眾及豪強地主的強行霸占使得不少有主土地的歸屬也存在著嚴重的產權糾紛。許多農民得不到土地無法生存，或是聚嘯山林作亂，或是成為豪強地主的隱戶。這些，都嚴重地威脅著北魏政權的統治，因此，清理戶口、整頓地籍的改革措施勢在必行。
均田製，就是以國家的名義對現有土地實施分配與調整。而先行建立戶籍是推行均田製的基礎，隻有核準人口，才能按戶授田。北魏初期沒有戶口製度，不少農民或破產逃亡，或成為豪強地主的隱戶。人口無法統計，政府的賦稅收入大大減少。公元473年，孝文帝派人到各地清查戶口，僅青州和冀州等五個州就查出隱戶人口十多萬。於是，北魏在馮太後親信李衝的建議下廢除宗主督護製，建立“三長製”。其具體內容就是“五家立鄰長，五鄰立裏長，五裏立黨長”，向各州派遣戶籍大使，以檢查戶口、確立戶籍。三長製打破了幾百年來地方的宗族勢力，將依附於豪強大族的農民收歸國家直接統治，加強了中央集權。
三長製建立，北魏即開始嚴厲推行均田製，將露田、桑田、麻田、宅地、菜地等不同質量的土地按照一定的數量分給普通百姓，授予地方官吏以公田（即俸祿田），並對土地的繼承、買賣與轉讓進行了嚴格的規定與控製。與均田令頒布的同時，北魏政府還對賦稅製度進行了相應的改革，確定新的租調製，以減輕農民負擔。
三長製、均田製與新的租調製是一個係列與整體，它們相互配套施行，對豪強大族的土地所有製進行了一些限製，從他們手中奪回了大量勞力，分給農民一塊屬於自己的土地，保證國家的財政收入。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中國古代平均主義理想的一次打了折扣的實現，它使得耕者有其田，滿足了廣大農民的部分要求，對恢複生產、發展經濟、安定社會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均田製是中國曆史上一項重要的土地改革製度，經曆了北魏、北齊、北周、隋，直到唐代中葉才告終止。它在古代持續了約三百年，並影響到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但其開始卻是北魏孝文帝時代。
其實，三長製、均田製與新的租調製都是由馮太後拍板，然後以孝文帝拓跋宏的名義頒布施行的。拓跋宏雖然也參與了決策並積極推行，但起主要決定作用的，還是馮太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