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胡一桂雖然宗朱，然於其他各家各派《詩》說也能兼收並蓄，以廣《詩》思。首先，胡一桂既尊朱熹，廢毛序，故於三家《詩》說頗為重視。宋代王應麟受朱熹啟發，作《詩考》一卷以網羅三家遺說，以便「讀《集傳》者……有考於斯」。胡一桂原來將王應麟《詩考》附錄於書後以備參考，但今所見胡書最早刻本已無附錄《詩考》，隻是卷首還保留《韓魯齊三家詩考後序》及《詩考序》。不過，《詩考》的部分內容還是可以在此書的「纂疏」部分見到的。例如《衛風·木瓜》纂疏就引用《詩考》所錄「賈誼謂《木瓜》下報上也」之說，並據以推論：「《集傳》以為『疑亦男女相贈之辭』，未嘗以為實然之論矣。」其次，胡一桂雖遵從朱熹，為「廢序」一派，但於尊序派之說也多載錄備覽，或以彰其謬，或與《集傳》並存而不廢。如於《鄭風·有女同車》篇載呂祖謙從《毛序》所作的論說。胡一桂交代，之所以如此，是令讀者領略一下《毛序》及尊《毛序》者說《詩》是如何的「鍛鍊羅織」。而於《邶風·簡兮》則引呂祖謙說以「姑備一說」。再次，胡一桂於纂疏部分大量纂集嚴粲、謝枋得等人的詩說，往往能發《集傳》所未及，而其大旨皆歸於溫柔敦厚之詩教。如於《詩序辨說·碩人》纂疏錄嚴氏說曰：「此詩無一語及莊薑不見答之事，但言其族之貴，容貌之美，禮儀之備，又言齊地廣饒，士女佼好，以深寓其憫惜之意而已。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二句微見其意，而辭亦深婉。風人之辭，大抵然也。然當時衛人知其事者，一讀其詩，便已默然悟矣。」頗能明詩篇辭章之溫柔敦厚。又如《邶風·凱風》纂疏引謝枋得說曰：「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琴操·文王羑裏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詩其弟曰：『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為子、為臣忠厚之至。」亦其例也。《詩經》研究有漢宋之別，其中之一點即在宋儒特別注意從「溫柔敦厚」之「詩教」的角度闡發《詩》篇大義。胡一桂的引證，就表明了這樣一點。總之，《詩集傳附錄纂疏》所引諸家之說，或豐富對詩篇辭章義理的理解，或顯明了宋人的學術取向，這都是胡一桂此書的價值。
第四，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即《詩集傳附錄纂疏》在文獻輯佚方麵的價值。例如，胡書中保留了不少朱熹《詩集解》的內容。朱熹注釋《詩經》歷十餘年，《詩集解》是其注釋《詩經》的第一稿，後來由於對《詩集解》頗為不滿，朱熹不斷地對其進行修改。今日所見《詩集傳》當是朱熹晚年《詩》學研究的論斷。《詩集解》大約未有定本流傳，所以，現在我們一般衹能從呂祖謙《呂氏家塾讀詩記》、嚴粲《詩緝》等書中鉤沉。胡一桂所錄朱子《初解》雖也多有從呂氏、嚴氏書中抄錄者，但也有一些不見於呂氏、嚴氏之書，如《皇皇者華》首章纂疏：「朱子《初解》：『此詩君以戒夫使臣者，托於其自道之詩以發之，詩之忠厚如此。』」可知胡氏所引「朱子《初解》」或非全從呂氏或嚴氏之書中抄出，而是別有所傳。若想對朱熹《詩集解》進行輯佚，胡一桂此書不容忽視。再如，書中所引不少謝枋得的說法亦不見於清吳長元所輯謝氏《詩傳注疏》，如《常棣》首章纂疏：「疊山謝氏曰：『同根共幹，相依而不相離，如人之兄弟，出於同氣，以天屬者，不可解也，以常棣華鄂觀之，凡今之人相親相愛，生死可恃者，莫如兄弟矣。』」可補輯本《詩傳注疏》之缺。此外，我們在核對本書引文的過程中發現，胡書中所引曹粹中的說法，也有部分不見於近人張壽鏞所輯的曹粹中《放齋詩說》（《續修四庫全書》本）。相同的情況還有胡書中所引王安石的一些說法條目，也未見於今人邱漢生所輯校的《詩義鉤沉》（中華書局1982年）。此書在過去較為希見，所以重視輯佚的清人亦未能使用。也正因如此，本書在《詩經》亡佚著述的輯佚方麵，還有其較高的價值。
當然，《詩集傳附錄纂疏》也有一些不足。如「纂疏」部分，胡一桂固然在纂集不同學者注釋的同時加進了不少自己的按語，但表達自己看法的畢竟是少數，大多情況是對前人之說尤其是尊序者之說的紹述與認同。創建性不足的短處，是很明顯的。另外，「纂疏」部分收錄的文獻量頗大，引文錯訛現象較為嚴重，顯示出著作者學風不夠嚴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