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後被“神化”的現象在曆史上並不罕見。釋迦牟尼不用說，即使孔子也被請進廟裏，像神一樣被供奉起來，享受春秋二祭；同時，一個偉大的思想家逝世之後被“矮化”的現象在曆史上也不罕見。兩極相通，一個思想家被“神化”到一定程度便會被“矮化”，所以，同一個思想家逝世之後，在一個曆史時期中被“神化”，在另一個曆史時期中被“矮化”，這種現象在曆史上也是常見的。
馬克思似乎也遭遇著同樣的命運。在社會主義凱歌前行的年代，馬克思一度被“神化”，馬克思主義哲學被教條化了，似乎成了一個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絕對真理體係。可問題在於，自詡為包含一切問題答案的學說，不一定是科學，而可能是神學。曆史已經證明，凡是以絕對真理自詡的思想體係，如同希圖萬世一係的封建王朝一樣，無一不走向沒落，隻能作為思想博物館的標本陳列於世，而不可能興盛於世了。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的年代，馬克思又被“矮化”，甚至“醜化”了，使得馬克思在思想文化的論爭中不僅沒有成為“原告”，反而或明或暗地成為“被告”，其“形象”任憑“原告”的言說隨意塗抹。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不能不為“缺席”的馬克思辯護。所以，本書定名為《為馬克思辯護》。
辯護就要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為馬克思“辯護”，“事實”就是馬克思的文本，“準繩”就是當代實踐。在我看來，為馬克思辯護必須在當代實踐的基礎上重讀馬克思文本，重新理解馬克思的哲學。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研究者，我的全部論著都是重讀馬克思的結果，或者說，是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解讀。所以，本書的副標題為“對馬克思哲學的一種新解讀”。
當然，我注意到，對馬克思哲學的爭論持久而激烈。從曆史上看，一個偉大的哲學家逝世之後，對他的學說進行新的探討並引起爭論，不乏先例。但是，像馬克思這樣在世界範圍引起廣泛、持久、激烈的爭論，卻是罕見的。馬克思的“形象”在其身後處在不斷地變換中，而且馬克思離我們的時代越遠，對他認識的分歧就越大，就像行人遠去，越遠越難辨認一樣。於是，我開始重讀馬克思，並企望走進馬克思。
重讀馬克思並不是無事生非或無病呻吟，而是當代實踐、科學和哲學本身發展的需要。曆史常常出現這樣一種奇特的現象，即一個偉大哲學家的某個理論以至整個學說往往在其身後、在經曆了較長時間的曆史運動或巨大的社會變遷之後，才充分顯示出它的內在價值或理論局限，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馬克思哲學的曆史命運也是如此。20世紀的曆史運動、蘇聯的衰敗解體、資本的自動延伸、全球的金融危機以及哲學本身的發展困境，使得哲學家們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轉向馬克思，重新關注馬克思。可以說，在倫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馬克思，比在倫敦大英博物館埋頭著述的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重讀馬克思再次成為“熱點”，實際上，“重讀”是思想史上常見的現象：黑格爾重讀柏拉圖，皮爾士重讀康德，歌德重讀拉菲爾……“風流猶拍古人肩”。在一定意義上說，一部哲學史就是後人不斷重讀前人的曆史。所以，哲學史不斷地被改寫或重寫。偉人如此，我這個普通人更應這樣了。
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經曆了從馬克思哲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史、西方哲學史，再到現代西方哲學，然後再返回到馬克思哲學這樣一個不斷深化的求索過程。其意在於，把馬克思哲學置放到一個廣闊的理論空間中去研究。我以為，對馬克思哲學的研究離不開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史的研究，隻有把握馬克思創立馬克思哲學的過程，把握馬克思以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演變過程，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哲學的真諦，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在何處以及何種程度上被誤讀了；隻有把馬克思哲學放到西方哲學史中去研究，才能真正把握馬克思哲學對傳統哲學變革的實質，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劃時代的貢獻；隻有把馬克思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進行比較研究，才可知曉馬克思哲學的曆史局限和偉大所在，真正理解馬克思哲學為什麼是我們這個時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學”（薩特語），為什麼在當代“不去閱讀且反複閱讀和討論馬克思……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是一個錯誤”（德裏達語）。
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涉獵了社會主義思想史，同時進行曆史學、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發展理論的“補課”。從馬克思哲學的創立過程看，馬克思對曆史學、經濟學、社會學都進行過批判性研究和哲學反思，不僅德國古典哲學，而且法國複辟時代曆史學、英國古典經濟學、英國和法國的“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都構成了馬克思哲學的理論來源；從馬克思哲學的理論內容看，馬克思的哲學是在闡述社會主義的過程中生成的，實現人的全麵而自由發展既是馬克思哲學的終極目標，又是馬克思社會主義理論的最高原則；同時，馬克思的經濟學不僅是經濟理論，而且是資本批判理論，它所揭示的被物的自然屬性所掩蔽著的人的社會屬性，以及被物與物的關係所掩蔽著的人與人的關係，具有深刻的哲學內涵。精神生產不同於肉體的物質生產，以基因為遺傳物質的生物延續是同種相生，而哲學思維則可以通過對不同學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創造，形成新的哲學形態。正像親緣繁殖不利於種的發育一樣，一種創造性的哲學一定會突破從哲學到哲學的局限。馬克思哲學就是這樣一種創造性的哲學。
在這樣一個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的麵前便矗立起一座巨大的英雄雕像群，我深深地體會到哲學家們追求真理和信念的悲壯之美；我的腦海便映現出一個多維視界中的馬克思，我深深地理解為什麼馬克思被人們評為“千年來最有影響的思想家之一”。
在重讀馬克思的過程中，我首先關注的問題就是，馬克思是如何理解哲學的，或者說，馬克思的哲學觀是什麼？
按照西方傳統哲學的觀點，哲學“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全部知識的基礎”和“一切科學的邏輯”，是“最高智慧”。可是，在現代西方人本哲學看來，哲學關注並要解決的問題，是人的“精神的焦慮”“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意義的失落”和“人生的危機”；在現代西方分析哲學看來，“哲學就是那種確定或發現命題意義的活動”，科學使命題得到證實，哲學使命題得到澄清；“科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理性，哲學研究的是命題的真正意義”（石裏克語）。而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看來，“哲學的真正社會功能就在於它對流行的東西進行批判”，其“主要目的在於防止人類在現存社會組織慢慢灌輸給它的成員的觀點和行為中迷失方向”（霍克海默語），“理智地消除甚至推翻既定事實，是哲學的曆史任務和哲學的向度”（馬爾庫塞語）。
這一特殊而複雜的現象印證了黑格爾的見解：“哲學有一個顯著的特點，與別的科學比較起來，也可說是一個缺點，就是我們對於它的本質，對於它應該完成和能夠完成的任務，有許多大不相同的看法。”的確如此。作為同原始幻想相對立的理論思維形式，哲學是同科學一起誕生的。然而，對於什麼是哲學，又從未形成一致的看法，不存在為所有哲學家公認的哲學定義。不同時代、不同民族、不同派別的不同哲學家對哲學有不同的看法，不僅哲學觀點不同，而且哲學理念也不同。哲學是什麼、哲學的位置在哪裏因此成為最折磨哲學家耐心的問題，由此導致哲學“總是被迫在起點上重新開始……從頭做起”（石裏克語）。
在我看來，這是科學史、思想史的正常現象。科學史、思想史表明，任何一門科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除了要研究新問題外，往往還要回過頭去重新探討如自己的對象、性質、內容和職能這樣一些對學科的發展具有方向性、根本性的問題。哲學不僅如此，而且更為突出，用石裏克的話來說，這是“哲學事業的特征”。對於哲學而言，不存在什麼“先驗”的規定，也不可能形成超曆史的、囊括了所有哲學的統一的哲學。
從根本上說，哲學的位置是由實踐活動的需要決定的；從直接性上看，哲學的位置是由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決定的，不同時代的實踐需要、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決定了哲學具有不同的位置。古代的實踐需要、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決定了古代哲學的“知識總彙”這一位置；近代的實踐需要、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決定了近代哲學的“科學的科學”這一位置；現代的實踐需要、知識結構和認識水平，決定了哲學分化為科學主義哲學、人本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哲學三大流派。其中，分析哲學著重對科學命題的意義分析；存在主義哲學注重對人類存在的價值探索；馬克思主義哲學則關注現實的人及其曆史發展，實現無產階級和人類解放。
在馬克思看來，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
哲學要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就要關注自然科學。哲學不能脫離自然科學，哲學水平往往依存於自然科學水平。從曆史上看，自然科學本無意向哲學獻媚，可往往又決定了哲學的麵貌。“隨著自然科學領域中每一個劃時代的發現，唯物主義也必然要改變自己的形式。”（恩格斯語）在《神聖家族》中，馬克思就認為，隨著自然科學“給自己劃定了單獨的活動範圍”，隨著人們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形而上學”這種哲學形態就“變得枯燥乏味了”，此時應當改變哲學的這種存在形態。可哲學又不同於科學，哲學不僅講規律，而且講意義，即著眼於規律性判斷對人的價值和意義；哲學不僅要關注對人與世界關係的總體性思考，而且要把握人與世界的實踐關係、認識關係、價值關係以至審美關係。哲學不是李爾王，絕不會落到一無所有的地步。我們應當注意，自然科學的內容是共同的，它沒有個性，也不能有個性；哲學不僅包含著共同的內容，而且凝聚著哲學家個人特殊的人生體驗，如同文學一樣，哲學有自己的個性和風格。黑格爾哲學不同於柏拉圖哲學，康德哲學不同於蘇格拉底哲學，孔子哲學更不同於亞裏士多德哲學，如此等等。
哲學要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更要關注政治。在1843年致盧格的信中，馬克思指出，“費爾巴哈的警句隻有一點不能使我滿意，這就是：他過多地強調自然而過少地強調政治。然而這一聯盟是現代哲學能夠借以成為真理的唯一聯盟”。因此，哲學要關注“時代的迫切問題”，哲學的批判要“和政治的批判結合起來”。
這一見解正確而深刻。哲學不等於政治，哲學家不是政治家，有的哲學家想方設法遠離甚至脫離政治，但政治需要哲學。沒有哲學論證其合理性的政治，缺乏理性和邏輯說服力，缺乏理念和精神支柱，很難獲得人民大眾的擁護。我們不能把哲學政治化，但我們也不能忘記哲學的政治性。實際上，哲學不可能脫離政治。相反，哲學總是具有自己特定的政治背景，總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蘊含政治，總是具有這種或那種政治效應，正如雅斯貝爾斯所說，哲學既離不開政治，也離不開政治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