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問題是，自從1844年中法黃埔條件基督教開禁以來，中國政府對這種在武力壓迫下的開禁，始終耿耿於懷，對挾堅船利炮進入的洋教，往往懷有最大的警惕。在朝廷中，也許像貴州提督田興恕，廣西西林知縣張鳳鳴這樣對基督教持赤裸裸地強硬態度的官員，並不多見，但在整個19世紀的後半葉，利用民間的反教情緒暗中抵製，始終是清朝對於基督教的既定政策。以往，人們對於教案往往有種說法，認為凡是教案的官司，中國的地方官往往向著傳教士和教民，甚至教民到官衙可以直接登堂入室，對縣太爺頤使氣指。顯然，這種情況在庚子（1900）以前，是不可能出現的。我所看到的教案檔案，凡是教案的官司，一開始官府幾乎都向著民方，有時甚至直接出麵收集不利於教方的證據，教民被掌嘴，挨板子的事情，絕不稀奇。一個案卷，看前麵，整個官司一麵倒地傾向於民方，如果案卷上的證詞是真實的，給人感覺好像教會方麵簡直十惡不赦。但是看著看著，突然之間，風向轉了，案情居然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最後結案，多半是民方敗訴，該抵罪的抵罪，該賠償的賠償。很明顯，這是傳教士通過外國領事或者公使，把狀告到了總理衙門的緣故。當然，這種外力借強權幹預中國司法的行為，需要批判，但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我們的地方官葫蘆僧亂斷葫蘆案，往往一入手就在主觀上斷定教會方麵理曲，好像也大有問題。
誤會的和不誤會的教案(3)
更令人不解的是，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對於那些非常明顯的荒唐事，比如挖心剖肝，采生割析之類的控告，官府從不做分辨，一味聽信，等到外國幹涉了，又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對於案件審理前踞後恭的狀況，官府卻不做任何解釋，讓打官司的民方覺得，官府隻是屈從於外國的壓力才枉法曲斷的。在查閱教案卷宗時，我發現，非教民最熱衷的官司，往往是那些緣由荒誕不經的事件，發生了瘟疫，教民偷偷往井裏放漂白粉（因為當時的瘟疫主因之一就是飲用水不潔），會被當成往井裏下毒，天旱不雨，會認為教會做法，止住了雲雨，拐賣嬰兒的事情已經不需要說了，反正隻要機緣湊巧，一切都會被一般民眾當成充分的理由，去興訟，去打鬧，甚至去殺人防火。官府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民眾負屈含冤的心理，從而使得民眾的反教情緒日趨嚴重。隻要某個地方民教雙方打過官司，這個地方雙方的衝突就會加劇，某些原本民教相安無事的地方，隻要打過官司，哪怕僅僅是誤會，那麼就會由此變成民教衝突高發區。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提到過的直隸寧晉縣雙井村，原本相親相善的民教，就是由於一場因合作引發的誤會，打完官司，這個地方後來成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祥地之一。
事實上，盡管在外國壓力下不得不懲罰鬧教打教的人，官方卻一直在刻意培養這種來自民間的敵意，在清朝統治者看來，“民氣”始終是他們對付外國的一種資源，所以必須要讓“民氣可用”。義和團運動，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官方對“民氣”的一次大利用。在這次大利用中，雖然對外國人的文化隔膜和衝突，甚至種族的分野與歧視（比如洋人的毛發和膚色眼睛顏色，都成為點燃敵意火種）都被動員起來，但跟中國知識界自甲午戰爭以來興起民族主義思潮，卻根本不是一回事，呈現出一種落後、排外、向後看的強烈傾向，這種傾向，是受到戊戌變法失敗後，向後轉的清朝政府有意推動的，結果使得國家像失控的列車，脫軌而去。
誤會是可以消除的，不誤會的衝突，也可以化解，不同文化之間有交流，就會有誤會不不誤會的衝突，如果某種文化是以宗教的形式介入，那麼衝突的可能性就更大。從東羅馬時期開始，基督教在全球的行進腳步從來沒有停止過，無論中國政府喜歡與否，中國都不可能將之關在門外。基督教“中華歸主”的目標也許聽起來有點令人不悅，但他們畢竟不是真的要占我們的土地，顛覆我們的政府，而且，無論再怎麼強勢的政府，也不可能真正阻止人們信教，因此，為了培養敵意，在今天還不顧曆史事實，甚至重複當年打教訛言的說法，敘述當時的曆史，顯然是不明智的，這一點，近代以來的曆史，早已經告訴我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