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由文化隔膜導致的衝突，在基督教的傳播曆史上，並不稀罕。從理論上講，隔膜是會隨著交流的增加而消除的，基督教的某些風習固然怪異，中國人見得多了，自會見怪不怪，隨之而來的會是理解，甚至和解。隻要彼此沒有在誤會形成對抗，隻要彼此的敵意沒有形成刻版印象，衝突就會消散。但是，當時清政府的作為，卻使這種和解的可能化為烏有。
基督教雖然開禁，被允許放了進來，但對於清政府來說，這隻是高壓之下的權宜之計。清廷大員們的如意算盤是明開暗禁，用奕?的話來說，就是天主教係屬異端，“雖已開禁，仍當暗為防範。”（《籌辦夷務始末》同治朝，卷五）因此，不僅某些官員出頭限製甚至撲殺教會人士，而且一些鄉紳有組織的對基督教的抵製活動，背後也有官府的背景。更重要的是，凡是涉及民教衝突的教案，隻要官府參與調停審理，多半是在兩下“拱火”，刻意把雙方的敵意人為地加以擴大。後來談到教案，有一個流行的說法，說是官府一般都屈從於西方的壓力，偏向教會一方。這個說法其實隻說對了一半，事實的後一半，據我查閱教務教案檔的所見，是這樣的，每當發生教案的時候，隻要打上衙門，負責審理的官員，開始都向著民方，有時候甚至是毫無道理的偏袒，整個審理呈現一邊倒的麵目。但是，在這種時刻，西方國家的公使和領事往往會出麵幹預，這種幹預，有時甚至帶著炮艦。在根本不對等的外交壓力下，由於總理衙門的參與，案件又開始翻過來，到了這個時候，官府又開始向著教會和教民了。“教方恒勝，民方恒屈”，僅僅是一個統計不完全的結果，產生這個結果的過程，往往被人們忽略了。
最為奇特的是，無論怎樣審理，官府是絕不會讓老百姓知道真相的。許許多多諸如教會淫亂、挖心、采生折割之類的指控，在官司打完，指控者失敗的情況下，並沒有人來澄清，給人感覺是官府屈從於洋人的壓力，胡亂斷案，每每令那些原本理直氣壯的民方感到含冤負屈，誤會不但沒有化解，反而激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教案，當在審理過程中，發現衝突的民方原來對教會和教民心存善意的時候，官府反而故意小題大做，過分懲罰“肇事”的民方，同樣激化了矛盾。（參見《被燎掉的大胡子》，《讀書》1999年6月）官府利用信息的控製，權術的運作，基本做到了即使對西方讓步，也點燃了民眾對西方的怒火的目的，為官府日後在和西方爭鬥中，利用“民氣”，埋下了伏筆。
拳民，就其大多數而言，實際上就是在戊戌變法失敗後，在頑固派官員“民氣可用”的判斷下，被利用形成的武裝群體。不過，拳民最厲害的武器，是他們宣稱“刀槍不入”的法術，和法術背後的神靈。也可以說，拳民的“刀槍不入”，是他們上法時附體的神仙們賦予他們的。
當然，沒有誰可以真的刀槍不入，法術，都是既騙自己人，也騙觀眾的玩意（隻是騙不了洋人）。不過，從拳民上法（附體）概率比較高的一些神靈人物上麵，倒是可以透出他們的另一些秘密。
當然，所謂的神靈，無非是些農民熟知的戲曲人物，比如《三國》的關張趙馬，《西遊記》裏的豬八戒、孫悟空、沙和尚，還有公案戲裏的黃天霸等等。我統計過，這三類人，是拳民上法的時候，出現概率最高的，也就是說，當他們宣稱自己被神靈附體的時候，都喜歡說自己是這三類神靈。三國英雄豪傑多了，但是，拳民卻根本不選曹魏和孫吳陣營裏的人物，無論典韋、許褚、張遼、徐晃，以及周瑜、黃蓋、太史慈有多麼了得，但他們的眼裏卻隻有關羽、張飛、趙雲、馬超和黃忠。看來，受到西太後眷顧的拳民，既在乎自己的“忠義”，也在乎自己的“正統”。唐僧三徒屬於那種原先在野，後來被官府招安，終成正果的神（佛），特別是孫悟空，金剛不壞之身，惹多大的禍都死不了，很難不讓拳民們喜愛。至於黃天霸，那是朝廷命官的鷹犬，專門為清官效命，剿滅那些采花大盜（有暗指那些淫亂的洋人洋教的可能）的。而且朝廷裏特別讚賞拳民的大臣中，號稱清官的剛毅，認為某些義和團的大師兄，就是他的黃天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