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曆史，在幾千年的中國曆史長河中，有很多著名文人都是以“自沉”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的。如屈原自溺汨羅江，王國維自沉昆明湖，老舍自盡太平湖，就連因“烏台詩案”被捕的蘇東坡也險些成為其中的一員。文人之所以自殺，大多數情況是因為理想與現實相差太大，而心靈深處的失落感無法釋放，在不斷的掙紮中，由失望變成絕望，最後隻能以死來獲得解脫，屈原也是如此。“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說明屈原內心苦到了極致。由於曆史的走勢和時代的局限性，屈原對殘酷的現實做了無畏的抗爭，無可奈何地選擇了悲劇化的人生道路。
按照常人的觀點，“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楚懷王不聽他的勸告，即使最終滅國，也不是屈原的事情。國家是他一個人的，讓他自食惡果好了，何必自殺?可以想象，在戰國時期，那個百家爭鳴的年代，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也許今天還是趙國人，明天就可能成為秦國人了--一個地方待不下去了，可以待的地方還有很多。那個時候的國家不像現在，出入境都需要簽證。既然這樣，屈原為什麼還要自溺汨羅江呢?
對於屈原的死，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說:“餘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誌。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通“沉”)淵，未嚐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首先，同為文學家的司馬遷，被屈原的文章中蘊含的深邃的哲理和熾烈的情感打動了，因而其情感認同和屈原不謀而合。這與司馬遷類似於屈原的遭遇有關--司馬遷作為士人與屈原同樣深受政治的戕害，曆經磨難，在政治鬥爭中處於絕對弱勢地位，因而對屈原有著人格認同。但人格認同並不代表曆史認同，司馬遷覺得屈原自沉汨羅江有點奇怪，楚國無容身之地，為什麼不到別的國家呢。如此，也不至於落得個“自沉”的下場。
司馬遷的想法不無道理。在戰國時期，在國與國之間“跳槽”是很正常的事。舉個例子，樂毅在趙國不得誌，到燕國之後卻受到了重用。因此，可以說，懷揣著一套先進政治方案的屈原完全沒必要死拽著楚懷王和楚國這一根繩。如此看來，屈原的死有點偏激而悲壯，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他的死並未改變楚國的命運，對戰國格局的變化也沒有產生影響。但話雖這樣說，可並不意味著屈原的死沒有價值，或者簡單地理解為屈原萬念俱灰，以死來逃避現實。
以下三個原因決定了屈原的死因。
第一，屈原原籍楚國，而且是沒落的楚國貴族。周朝建立之後，政權上，采用的是分封采邑製--和周天子有血緣關係的人會因為親疏遠近而分封到不同地方當諸侯，而諸侯也會按照同樣的方式把國家分給下級官員。在楚國也是這樣，屈原和楚王同姓，所以他對楚王和楚國，不僅有一份大臣對國家的忠誠，也有一份難以割斷的血脈親情。
事實上，屈原對楚懷王的態度表現了屈原心靈深處的一種本真而善良的意識--報恩，報楚懷王的知遇之恩。屈原本是沒落的貴族，是楚懷王一手把屈原提拔起來的，屈原政治生活最光彩最耀眼之時也是在楚懷王執政時期，沒有楚懷王，也絕不會有屈原的“美政”理想。而且即便楚懷王聽信了讒言，對屈原也隻是“疏”，而不是“放”，屈原仍然有機會接近懷王，提出他的建議。還有如何看待楚懷王這個人:他並不是扶不起的阿鬥，相反，能當上縱約長，可見楚懷王絕非等閑之輩。
楚懷王後來政治上的嚴重失策多少令人匪夷所思，但無論如何，楚懷王傻而不懦，不是沒骨氣的人，更不是不可救藥的昏君，也許屈原正是基於這兩點始終對楚懷王存有幻想。話又說回來，屈原確實也不得不依托懷王，懷王是屈原唯一的保護傘。在佞臣當道的朝堂上，屈原無法處理好與同僚的關係，也就得不到同僚的“掩護”，隻有懷王還算器重屈原。可以想象的是，假如屈原能夠推行“美政”，定會遭到眾大臣的反對，而有力量壓製反對聲音的隻有楚懷王。因此屈原雖然在主觀上要求高度的獨立，而客觀上也離不開對懷王的依附。一旦失去懷王這個靠山，屈原就會陷入極端不利的境地，“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曆史證明了這一點，懷王之死恰恰成了屈原之死的導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