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傳播、學習、研究和發展，需要納入到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整體發展中去把握，唯有這樣我們才能看清楚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理論中所占的位置，唯有這樣才能弄清楚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其他文藝思想鬥爭、對話、滲透的情況。
中國現代形態的文學理論於20世紀初就開始起步，其標誌是1902年梁啟超發表的《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和1904年王國維發表的《〈紅樓夢〉評論》。這兩篇文章所表達的文學觀念是截然不同的。梁啟超的文章說：“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1]梁氏給小說如此眾多的負載，這不僅僅是誇大了小說的作用，而且表明了文學活動不是“自己運動”，它的動力、源泉都來自外部，預示著文學要走一條受自身之外的事物支配的“他律”之路，即文學和文學理論將要納入意識形態鬥爭的範疇裏。但那時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王國維的文章從評論《紅樓夢》的角度說，其價值並不高，但文章中所表達的文學觀念卻另樹一幟。他說：“茲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於利害之外，而忘物與我之關係。此時也，吾人之心，無希望，無恐怖，非複欲之我，而但知之我也。”此物為何？王氏回答說：“非美術何足以當之乎？”[2]稍後，王國維直接提出了“遊戲說”：“文學者，遊戲的事業也。人之勢力，用於生存競爭而有餘，於是發而為遊戲。”[3]“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遊戲”[4]在這裏，文學根本不負載任何東西，文學活動的動因來自內部，文學是超社會和個人功利的，文學的價值應從自身去尋找，文學是“自律”的。王國維的觀點在呼喚文學和文學理論走非政治的獨立的路。
梁啟超的文學“他律”論與王國維的文學“自律”論，如同鍾擺的兩個不同的方向，它將擺向何方呢？這裏決定的因素是我們民族在20世紀所麵臨的境遇和時代的需要。百年來，我們民族受盡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剝削和欺淩。“中國之弱，至今日而極矣。居今日而懵然不知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腦筋之人也；居今日而恝然不思救中國之弱者，可謂無血性之人也。”[5]中華民族處在前所未有的“危機時代”，一切有良知有血性的人都充滿一種政治激情，要為祖國尋找圖強、雪恥之路。從辛亥革命推翻帝製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從十年內戰到抗日救亡鬥爭，從解放戰爭到新中國的建立，民族獨立的任務壓倒一切，社會的變革壓倒一切，意識形態的爭論壓倒一切，軍事的鬥爭壓倒一切。文學的家園本來是審美的，與社會鬥爭是相對獨立的，可在這樣一個以民族鬥爭和階級鬥爭為中心的時代，文學被卷進了社會政治鬥爭的旋渦之中，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順應時代的潮流的。一方麵文學及其理論進入社會的中心，受到人們的普遍關注，文學的社會功能被強調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另一方麵文學卻在某種程度上失去了自身的家園，文學的審美特點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文學被當作工具和附庸看待，文學沒有獨立性。這樣，文學和文學理論的鍾擺完全擺到梁啟超所希望的“他律”的方向上。此後，中國文學理論的變遷，無不循著按著梁啟超“鍾擺”而擺動。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開始被引入，也是這種“鍾擺”效應的一種表現。
中國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起點是李大釗發表於1917年的《什麼是新文學》一文，其中說：
我們所要求的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不是為個人造名的文學；是以博愛心為基礎的文學，不是以好名心為基礎的文學；是為文學而創作的文學，不是為文學本身以外的什麼東西而創作的文學。[6]
李大釗沒有引用任何馬列詞句，但其思想是屬於馬克思主義的。他對於新文學的理解，第一是為社會，不是為個人；第二是注重文學的“自律”，要求文學不為“文學本身以外”的東西而創作。這兩點看似矛盾，實則不矛盾，就是說新文學一定要關注文學自身的規律，但其功能是為社會，即“自律”中有“他律”。就是說，為社會的文學要講為社會服務，又要講文學本身的規律。這個起點就超越了梁啟超與王國維。如果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從這樣的觀點發展下去，那文學和文論就會獲得健康的發展。同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文學革命論》一文：
餘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之大旗，以為吾友（指胡適——引者）之聲援。旗上大書特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7]
應該說，這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宣言性文字，在寫實的、為社會的這兩點上與李大釗的文學主張是一致的，陳獨秀所講的是“文學革命”，所以立足點是新舊思想的衝突，於是必然要打倒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和山林文學，用國民文學、寫實文學和白話文學與之相對抗。陳獨秀的文學理論具有思想解放的性質，而且結合中國的實際，的確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先進來，但傳播則在後，直到1919年，李大釗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期上發表著名論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其中引用了馬克思的《〈經濟學批評〉序文》（現譯《〈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關於唯物史觀的著名論點，其中包括“藝術的”、“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可以看作是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在中國的最早介紹和傳播。馬克思、恩格斯的整篇文藝論著的翻譯則要晚一些。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魯迅在“五四”時期結合自己創作提出的一些思想，如說：
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隻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