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研究多樣化是學科意識覺醒的最重要的產物。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研究的領域多樣化主要表現在研究領域的擴展和分工上。文學理論研究的資源不再被限定在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涉及文藝問題的書信上，也不再被限定在列寧的黨性原則上，也不再被限定在毛澤東的《講話》中。中國古代文論資源豐富，不但進入了我們的研究視野，而且如何將中國現代馬克思主義文論建立在對古典文論的吸收改造的基礎上等問題，也被鮮明地提出來了。不論今後中國文論向何處去，中國古代文論傳統魅力是永恒的，它將越來越被中國現代的文論所借鑒、所吸納，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不能不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發展中起作用，中國現實的文化狀況也不能不在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研究中起作用。與此同時，西方文論的眾多流派也湧進中國的文論領域。20世紀西方的現代人本主義文論、科學主義文論以及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的社會文化意識批評和泛政治化批評都得到驚人的發展，20世紀因此被稱為“批評的世紀”。短短的20年，對西方各種現代文論的介紹，在中國文論史上是空前的，如何擇取、消化、吸收也是一個無可回避的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與西方各種流派文論的對話，也必然要在中國文論界發生。
第三，思維辯證化是學科意識覺醒的又一個根本性的收獲。有什麼樣的思維模式就有什麼樣的文學理論，這是被實踐所不斷證明的一條真理。1985年曾被稱為中國文學理論研究的“方法年”，在此前後，中國文論先後引入係統論、控製論與信息論，各種各樣的方法被人們運用來進行理論研究。不管那一年被極力推崇的係統論的方法是否恰當，所獲得的理論成果是否重要，但是，它對於過去單一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所形成的巨大衝擊，則是無可懷疑的，是非常重要的。由於恩格斯所提倡的“亦彼亦此”的辯證思維被越來越多的學者所接受，文學理論界出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多種意見可以並存，並且可以彼此溝通。定於一尊的權威文論已經過去。雖然泛政治化文論仍然存在，但審美學的文論、社會學的文論、心理學的文論、價值學的文論、符號學的文論、語言學的文論、文體學的文論、象征論的文論、文化學的文論也都不同程度地發展起來，都在文學理論領域獲得了一席之地。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發展也不可能不受思維辯證化的影響。
第四，話語個體化也是學科意識覺醒的一大特色。既然文學理論已經離開中心，不是什麼“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那麼，在大體原則一致的條件下，就可以“和而不同”。既然文學理論並非就是拯救國家和民族之大道，那麼，在文論界多幾種聲音又有什麼不好？我們可以看到，近幾年，那種文學理論上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的情況已較為少見。在文學理論的學術研究範圍內，隻要是自己的研究心得和體會，有自己的真知灼見，那麼就是眾聲喧嘩，七嘴八舌，南腔北調，各抒己見，又有什麼不好的呢？文學理論研究中的互相爭論又互相啟發、互相補充，不正是一種我們夢寐以求的研究學問所應有的氛圍和環境嗎？在這種情況下，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也必然會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看法，帶有個性的色彩。
在20世紀初，王國維期盼“哲學”和“美術”的“獨立之價值”：“夫哲學與美術之所誌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3]20世紀的前50年，對中國而言是一個“危機時代”，社會處於“異態”，文學理論與救亡圖存密切相關，也成為社會的中心，王國維所追求的“天下萬世之真理”是不可得的。隻有在經濟建設成為社會的中心的建設時代，我們又能克服危機時代所形成的曆史慣性和改變思維定勢，文學和文學理論從中心轉到邊緣，從政治話語轉變為學科話語，文學和文學理論不再有沉重的負載，文學理論才能進入發展的常態，我們也才可能把文學理論當作學科來建設，才有可能通過不受幹擾的條件下的研究，去獲取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非一時之真理”。
本書力圖以平實的敘述和深入的分析，揭示新中國成立以來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所取得的經驗和成績，也指出其麵臨的困局與出路。
[1] 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幹問題》，《中國新文藝大係（1976—1982）：理論一集》，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51頁。
[2] 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局編：《鄧小平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頁。
[3] 王國維：《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王國維學術經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