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學之所以能成為一門學科，就因為它不是哲學的附庸，它有自身的概念、範疇、體係和自身的方法論。哲學可以影響甚至指導文藝學。但它不能代替文藝學。文藝學中有宏觀的哲學問題，但更多的是微觀的藝術問題。如果把文藝問題都大而化之隻作哲學的宏觀的考察，那麼文藝學也就可以取消了。
第三，由於蘇聯50年代文論自身的封閉性、保守性以及它在中國50年代的霸權，使我們的文論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既失去了與西方20世紀文論交流、對話的可能，又割斷了與傳統文論的血脈的聯係。因為我們搬過來的蘇聯50年代的文論處於自足狀態，與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不但缺少通道，而且互相排斥。這樣，理論的僵化就是必然的了。20世紀被稱為“批評的世紀”，西方各種文論流派紛呈迭出，從各個不同的角度考察文學現象，提出了許多文學觀念和批評方法，盡管這些理論流派有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但都把握到某些真理性的東西。以開放的心態與西方的20世紀的文論進行平等的交流與對話，肯定是有益的。世界各民族的思想家的思考和創造，是世界人民共同的精神財富，理應共享，這不能一味用階級性加以反對。“反對世界主義”更是狹隘的民族主義心理的表現。至於中國古代和現代的文論遺產，是中華民族長期的精神創造的結果，它的精辟與豐富之論，經過必要的轉化，完全可以作為當代文論建設的基礎。
第四，蘇聯50年代的僵化理論培養了中國的一些自稱“左派”的人。蘇聯50年代文論的一個突出特征就是以批判見長。這種理論思維習慣也傳染給我們。在我們的隊伍裏也出現了一些缺乏思考能力，卻善於抓人家的辮子、給人家戴帽子的人。他們以“左派”自居，口裏念著馬列的詞句，以整人為職業，姚文元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蘇式理論最大的危害就是它為我們社會造就了一批姚文元式的人物。不但為我們的文論建設帶來障礙，也給我們國家的政治生活帶來不健康的因素。這是事實證明了的。
如前所述，蘇聯文論也有長處，但很可惜的是，列寧的反映論在我們這裏常常變成了機械的反映論，而人道主義在中國的命運則比蘇聯壞得多，經常遭到無情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