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中期，是一個全麵學習蘇聯的時期。我國的文論建設也正是在這個時期起步。蘇聯的文論通過兩條渠道進入中國，一是翻譯，幾乎在蘇聯占著主流地位的文論的專著和論文以及重要的教材，都一一被翻譯過來，如季摩菲耶夫的三卷本《文學原理》、涅陀希文的《藝術概論》，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一是請專家來華傳授，如北京大學請了畢達可夫，北京師範大學請了柯爾尊，等等，他們在中國開班設課，編寫講義出版，其授課的對象是新中國第一代青年文藝學教師，他們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在一個時期裏，我們這個有幾千年文明史的國家竟然在文學上得了“失語症”，完全是亦步亦趨地跟在蘇聯文論後麵。可以這樣說，50年代的蘇聯文論在新中國開創時期取得了霸權地位，中國文論則完全臣服於蘇聯文論的腳下。這就不能不帶來嚴重的後果：第一，文學問題的政治化，堵塞了文學理論的普通知識，嚴重扼殺了敢於獨立思考的、有真知灼見的一代文論家的創造。正像蘇聯把典型問題當政治問題一樣，中國也把“寫真實”論、“題材廣闊”論、“中間人物”論、“人性”論、“人道主義”論當作修正主義來批判。發展到“文革”被概括為“黑八論”，要大批特批，一大批長期從事文學批評和文論研究的專家學者，遭到了慘無人道的摧殘。在中國，“左”的路線不但批觀點，而且整人。如錢穀融先生，在1957年發表了論文《論“文學是人學”》，“想為高爾基的這一意見作一些必要的闡釋；並根據這一意見，來觀察目前文藝界所爭論的一些問題”，對季摩菲耶夫《文學原理》中的“人的描寫是藝術家反映整體現實所使用的工具”的觀點，提出商榷，強調文學要寫具體的活生生的人，認為“人道主義精神是我們評價文學作品的最低標準”，結果遭到了長期的批判，乃至政治性的批判。秦兆陽發表了論文《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一文，不過對西蒙諾夫的觀點表示同感，建議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改為“社會主義時代的現實主義”就遭到了政治的批判和鬥爭。由於隨意把文學問題政治化，文論研究除了重複一些馬列詞句外，也就無法進行下去。文藝理論成果微乎其微，也就可以理解了。由於把文學問題混同於政治問題，就人為地設置許多禁區，這是文論的悲劇，這不能不說與蘇聯50年代文論的影響是密切相關的。
為什麼蘇聯50年代和中國當時會把文學問題跟政治問題相混淆呢？
第一，這與如何給文藝學定位有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論點，文學是更高懸浮在上層的意識形態，那麼以文學為研究對象的文藝學，也是更高懸浮在上層的意識形態，文藝學與政治雖然有關，但這種關係是比較遠的。我認為，應該把文藝學定位在人文學科上麵，它有意識形態性，但與政治的關係在非特殊的情況下是比較遠的。或者可以這樣說，人文精神和意識形態有一定的聯係，但它們是兩個不同層麵的問題，主流的意識形態關心的是作為統治階級如何延續和加強自己的統治的問題，它對個人的生活命運並不十分關心；人文精神則是關心人的生活的意義和價值，關心人的生活如何變得更豐富、更美好。在政治清明時期，這兩個層麵的問題有較大的一致性，但在政治走進誤區的時期，這兩個層麵就可能會產生矛盾，如“文革”中，意識形態壓倒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完全泯滅，人的生活不但失去了意義，而且人本身受到摧殘。這樣的時期自然沒有真正的文學，也沒有真正的作為人文學科的文藝學，有的隻是政治，錯誤的政治。
第二，文學問題的哲學化，使文論囿於哲學的視角，不能揭示文學所固有的特殊規律，喪失了理論應有的活力。當然，對文論來說，哲學的前提是重要的。但哲學的解決不能代替美學的解決和文藝學的解決。我們認為，反映論可以解釋文學的本質問題，但必須是藝術的反映論，而不是哲學的反映論。如季摩菲耶夫的《文學原理》在談到文學的本質時，說：“形象是藝術反映生活的特殊形式”，或者說文學是“生活的本質”、“生活的規律”的反映，他認為這是“文學原理的核心”。這樣來界說文學實際上等於什麼也沒有說。因為不但文學反映生活的本質和規律，其他許多科學也反映生活的本質和規律，甚至反映得更精確一些。況且像“月是故鄉明”這樣的詩句，又如何反映月亮的本質和規律呢？月亮是地球的衛星，這才是月亮的本質規定。杜甫這句詩豈不根本沒有揭示月亮的本質？如果文學僅是為了反映生活的本質，那麼科學更能反映生活的本質，文學也就沒有獨立存在的權利了。至於“形象”，則不但文學有，其他學科也有。況且有些沒有形象的作品也不失為優秀的作品。由此一例，說明哲學化的文論，一旦進入分析藝術事實的時候，就暴露出它的軟弱無力和混亂不堪。我國文論建設長期停滯不前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們囿於一般的哲學方法論，沒有文藝學自身的方法論，因而在揭示文學自身的特性與特殊規律上麵，就顯得無能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