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的文藝思想究竟屬於哪種美學形態？這是我們在論述他的“主觀精神”論或“主觀戰鬥精神”論前必須弄清楚的。1954年批判胡風的時候，有人把他的“主觀戰鬥精神”論硬說成是“唯心主義”，這不是實事求是，完全沒有搞清楚胡風的文學思想的美學屬性。胡風是主張辯證唯物主義的，而他的文學思想幾乎沒有別的選擇，隻能是唯物主義的反映論。這就是胡風文藝思想大體的美學屬性。胡風在1935年所寫的《關於創作經驗》一文中明確地談到文學的源泉問題，他說：
說作家應該從生活學習，當然是千真萬確的，離開了生活從哪裏去找創作底內容呢？然而，這樣的說法，適用在兩種場合：一是為了抨擊那些把藝術活動和社會的內容割開，因而也就把作家底成長和實踐分開的幻想，一是為了提醒那些雖然有高度的修養然而和社會生活離開了，因而作品的內容也漸漸空虛了的作家底注意。但如果當一個青年作者迷困在現實生活底海裏，不曉得怎樣處理他的題材，不曉得選取哪一些具體的形象來寫出它的人物的時候，我們依然用“向生活學習罷”這種所答非所問的話來壓死他們的困難，那恐怕是非徒無益而且有害的罷。[1]
胡風在這裏把問題說得很清楚，對於脫離生活的人來說，生活是第一位的，如果沒有生活，你從哪裏去尋找創作的內容呢？生活是創作的內容，“現實的認識是創作的源泉”，這一點應該是創作的前提；但是對於那些已經獲得了創作的生活源泉的作者來說，那麼問題就轉移到如何去處理你所獲得的題材，就是對題材的藝術加工問題。胡風對於生活和生活經驗的重要性，曾經反複強調過，如說：“如果靠一兩篇或幾篇作品走上文壇以後，就從此脫離了生活，戴著紙糊的桂冠趾高氣揚地走來走去，失去了對現實人生的追求的熱情和搏鬥的魄力，那他的生活經驗的‘本錢’，過不幾天就會用得精光，隻好乞丐似糊紮紙花度日了。”[2]生活是創作的源泉，胡風充分肯定這一點。胡風提出的“主觀精神”恰恰是在有了生活經驗後如何對題材進行藝術加工的一種見解。不能把胡風的“主觀精神”孤立起來理解，它處於主客觀關係的結構中，我們必須從主客觀結構關係來分析它，才能正確理解胡風的思想。關於這一點，胡風在1935年寫的《為初執筆者的創作談》中重點談到這一點。這是一篇評述當時蘇聯作家創作的文章。法捷耶夫的《我的創作經驗》一文中提出僅有生活題材是不夠的，這種題材隻有與作家蓄積於心中的思想、觀念，“起了某種化學上的化合”，零亂的現實典型，才集合成一個整體。胡風從這裏受到啟發，展開了他的客觀與主觀關係的論述：“作家用來和材料起化合作用的思想、觀念，原來是生活經驗底結果。也就是特定的現實關係底反映，它本身就是作為在矛盾的現實生活裏的一種生活欲求而存在的。這種思想或觀念和曆史動向的關係如何，主要地決定了作家麵貌的輪廓。所以，作家在創作過程中和他的人物一起苦惱、悲傷、快樂、鬥爭，固然是作家把他的精神活動緊張到了最高度的‘主觀’的‘自由’的工作，但這個‘主觀’這個‘自由’卻有客觀的基礎，‘客觀’的目的，它本身就是‘客觀’底成分之一，是決定怎樣地對待‘客觀’的主體。這樣的‘主觀’愈強，這樣的‘自由’愈大，作品底藝術價值就愈高，和和尚主義的所宣傳的‘主觀’和‘自由’也就愈加風馬牛不相及了。”[3]胡風的意思很清楚，主觀的思想、觀念看起來是主觀的，但它們是客觀現實關係的反映。沒有客觀，也就沒有主觀。在創作中也是如此，作家與他的人物一起動情，看起來是主觀的，其實這動情的主觀是由客觀作為基礎的，離開這個基礎，那主觀就變成毫無根據的胡思亂想了。由此，我們必須在主客觀關係的結構中來理解他的關於現實主義理論的“主觀戰鬥精神”。
胡風的“主觀精神”論或“主觀戰鬥精神”論可以分為文學創作的認識論和作家成長的人格論兩個層麵來理解。
從文學創作的認識論的層麵看，胡風的“主觀精神”論是一種獨特的有價值的創作美學。胡風既反對那種革命文學流行的概念化和公式主義，這種概念化和公式主義表麵看很“革命”，所要注釋的都是革命的詞藻，可是從文學創作來看，創作變成了用形象去注釋觀念，或者說文學形象不過成為了概念、觀念的注腳，完全違背了創作的規律，當然也不可能達到藝術的真實。其實，這種概念化、公式化的創作，早於17世紀法國古典主義時期就有了，古典主義的創作就是從觀念出發，去尋找形象與之相配。古典主義詩學家波瓦洛說：“首先愛義理，願你的文章永遠隻憑著義理獲得價值和光榮。”[4]義理是最為重要的，哪怕是標語口號，隻要有義理，那就是詩歌。蘇聯初期的文學理論，以弗理契的文藝社會學為代表，在中國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也是公式主義的， 也是以形象注釋觀念。胡風為了消除庸俗社會學對於中國文學創作的影響，提出了他的“主觀精神”論。胡風反對的另一傾向，就是他所講的“客觀主義”，表麵上看，這些創作也摹仿現實、反映現實，實際上由於對於生活沒有經過作家的體驗、感受、突進、情感的燃燒，結果所反映的現實隻是表麵的、冷漠的、浮光掠影的東西。上述兩種創作現象，無論在“左聯”時期，還是在抗日戰爭時期，都有突出的表現，這樣就使我們的文學很難達到現實主義的深度。這可以說就是胡風一生的理論活動想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胡風提出的理論方案：就是主觀和客觀的相互突進、相克相生。胡風引了蘇聯阿·托爾斯泰的話：“寫作過程——就是克服的過程。你克服著材料，也克服著你本身。”胡風解釋說：
這指的是創作過程的創作主體（作家本身）和創作對象（材料）的相克相生的鬥爭；主體克服（深入、提高）對象，對象也克服（擴大、糾正）主體，這就是現實主義底最基本的精神。要實現這基本精神，藝術家對於他底“材料”，就不能僅僅是觀察、搜集、研究、整理之類，在這之上，還有別的要緊的事情去做，那就是要決定我自己對於我底材料的態度。換句話說，那就是一切都得生活過，想過，而且重新感受。……這就使藝術家深入了對象內部，開始了那個相克相生的現實主義的鬥爭。……勇敢地在人道主義和現實主義道路上向現實人生突進，向改造人類精神的革命海洋突進。[5]
胡風在這裏突出提出了藝術家與其對象“相克相生”，強調主體可以強大的精神力量突進客體。後來對於“主觀精神”、“主觀戰鬥精神”和“主客觀化合”論還有許多表述，強調的方麵可能有不同，但大體的意思都包括在這裏了。胡風在《論〈北京人〉》中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