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風的“主觀精神”論，如前所述，是為了反對“妨礙了創作實踐成長的主觀公式主義和客觀主義這兩個頑強的傾向”，其價值取向是為了追求高度的藝術真實。應該說，真、善、美都是胡風理論的價值取向，但尤以真實性的價值取向為重。
首先，胡風認為“主觀公式主義”是違背真實的。胡風說：“主觀公式主義是從脫離了現實而來的，因而歪曲了現實，或者漂浮在沒有深入曆史內容的自我陶醉的‘熱情’裏麵；或者不能透過政治現象去把握曆史內容，通過對於曆史內容的把握去理解政治現象，隻是對於政治現象無力地演繹；或者僵化在抽象的（虛偽的）愛國主義裏麵……”[1]在胡風看來，主觀公式主義既脫離了現實，作者又沒有突入對象，完全根據自己一些熱情和漂浮的想象來寫作，當然是不可能深入曆史內容，達到現實主義的真實的。
其次，胡風又認為，客觀主義離現實主義真實性也是很遠的。他說：“客觀主義是從對於現實底局部性和表麵性的屈服，或漂浮在那上麵而來的，因而使現實虛偽化了，也就是在另一種形式上歪曲了現實。”[2]胡風為什麼這樣說呢？這主要是因為這種客觀主義“隻是憑著‘客觀’的態度，沒有通過和人民共命運的主觀思想要求突入對象，進行搏鬥，在作者的考驗裏麵把握到因而創造出來綜合了豐富的曆史內容的形象，這正是隻能漂浮在現實底局部性或表麵性上麵，向那屈服的根源。”[3]可見，客觀主義貌似客觀，似乎可以達到真實，實際上隻是浮光掠影，局限於局部和表麵上，根本達不到現實主義的真實。
那麼要怎樣才能達到現實主義的真實性呢？胡風認為，藝術的真實性“是不可能自流式地進入人的意識裏麵的”，這裏要靠創作實踐，靠創作實踐中“火熱而堅強的主觀思想的要求”，因為“客觀的曆史內容隻有通過主觀的思想要求所執行的相生相克的搏鬥過程才能夠被反映出來”。[4]胡風這裏所講的道理是容易理解的。的確，曆史內容並不是擺在表麵上的東西，它往往是深藏在曆史深處的東西，如果作家不能進入對象，不能以自己主觀的與人民共甘苦的精神深入對象，透過現象看本質，怎麼能夠把曆史內容的真實性揭示出來呢？所以我們可以說，胡風的“主觀精神”或“主觀戰鬥精神”不是別的，它是一種敏銳的曆史感覺，是一種犀利的思想鋒芒，它能夠深入到人生現實和曆史的深處，把真相、真實、真理揭示出來。因此，胡風的“主觀精神”論的價值取向主要是“真”。
另外，對於胡風的“主觀精神”的解釋，我們也不能不聯係到胡風在文學上的其他主張。因為這些“主張”也是胡風的“主觀精神”。1936年，在抗日戰爭開始的時候，胡風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胡風在1936年發表的《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說得很清楚。他說：“‘九一八’以後，民族危機更加迫急了。華北問題發生以後，整個中華民族就已經走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因為這，人民大眾底生活起了一個大的紛擾。產生了新的苦悶新的焦躁，新的憤怒新的抗戰，凡這一切形成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這個曆史階段當然向文學提出反映它底特質的要求，供給了新的美學的基礎，因而能夠描定這個文學本身底性質的應該是一個新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5]以反帝國主義為主要訴求的現實主義，統一了一切社會糾紛的主題，反封建，反壓迫，團結民眾，抗戰到底，成為那個時代現實主義的文學主題，也是胡風在特定曆史條件的“主觀精神”的“善”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