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文學評論》發表過一篇論文，題目是《植根於現實土壤的文化詩學》，我提出的理由是“‘文化詩學’的根由在現實的需要中”。我這樣說過：“一段時間以來，我們的文學批評囿於語言的向度和審美的向度，被看成是內部的批評，對於文化的向度則往往視而不見，這樣的批評顯然局限於文學自身，而對文本的豐富文化蘊含置之不理，不能回應現實文化的變化。文學這種自外於現實的這種情況應該改變。文學是詩情畫意的。詩情畫意的文學本身包含了神話、宗教、曆史、科學、倫理、道德、政治、哲學等文化含蘊。在優秀的文學作品中，詩情畫意與文化含蘊是融為一體，不能分離的。‘文化詩學’應該而且可以放開視野，從文學的詩情畫意和文化含蘊的結合部來開拓文學理論和批評的園地。當一個批評家從作家的作品的詩情畫意中發掘出某種文化精神來，而這種文化精神又能彌補現實文化精神的缺失，或批判現實文化中醜惡的、墮落的、消極的和缺乏詩意的傾向，那麼這種文學理論與批評不就實現了內部批評與外部批評的統一，不是凸顯了時代精神了嗎？”我當時這樣想，我今天仍然覺得是對的。這就是薩特在他的《什麼是文學？》所說的寫作的“介入”：“不管你是以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的，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鬥：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了。”[1]作家要“介入”，為什麼文學批評家不可以“介入”？文學理論應該擺脫自閉狀態，去介入現實。
我一再說新時期以來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巨大的成果，我們民族正在複興，這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但同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給我們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環境汙染，官員貪腐，房價高漲，貧富不均，坑蒙拐騙，金融動蕩，物價通脹，礦難不斷，城鄉發展不平衡，東西部發展不平衡，任何一個對國家事務關心的人，都可以列出十大矛盾，情況難道不是這樣嗎？我們的部分作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藝術地反映高房價給人民帶來苦難的作品有之，藝術地反映官員貪汙腐敗的作品有之，藝術地反映城市化侵犯農民的土地和利益的作品有之，藝術地反映工業化給祖國帶來環境汙染的作品有之，……我們的理論家和文藝批評家為什麼不可以通過對這些作品的評論而介入現實呢？文化詩學就是要從文本批評走向現實幹預。因此關懷現實是文化詩學的一種精神。
但現在我又有了一種具有超越性的想法。那就是以文化詩學內部批評與外部批評的結合，結構與曆史的結合，文本批評與介入現實的結合，以這些結合所暗含的走向平衡的精神，對現實進行一種呼籲——走向平衡。我甚至可以說，今天的中國也要“文化詩學”化。因為，我們前麵所指出的十大社會問題，幾乎都是社會失衡的表現。單純追求GDP，而不考慮環境的汙染，這就如同一種單一的“內部批評”；官員貪腐，而不思考製度性的約束，這也如同單一的“內部批評”……其他問題都可作如是觀。
實際上，如果我們要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思考20世紀所出現的一係列的文學理論批評形態，其背後都在暗示一種呼籲，一種文化，一種政治。俄國形式主義文論在20世紀初，以語言分析的麵貌出現，似乎與政治無關，實際上它的提出者和推崇者，是要在當時俄國上空飄揚什麼樣的顏色，與政治當局者吵架。英美新批評似乎是在文本的隱喻、悖論等詞語上做文章，實際上其背後也是有深刻的社會原因的。有學者指出：“特別在美國，新批評的普及對文學研究的平民化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二戰結束後大批複員軍人麵臨再學習再就業的壓力，而他們既沒有足夠的知識背景也沒有受到過足夠的知識訓練。他們無法分享學院派掌握的那些浩如煙海的檔案資料。他們在文學的立身之本隻能是文學作品本身。通過對文本的分析，他們獲得了一種非傳統的、非學究式的接近文學的方法。另一種對新批評意識形態性的分析，新批評對結構與形式等文本秩序的追求代表了當時人們對於社會秩序的渴望以及對工業社會人異化的批判……”[2]
中國的文化詩學在20世紀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被提出來，是因為社會在發展中許多地方失去平衡，它的出現是對社會發展平衡的一種呼籲。它是一個文學理論話語，但這個話語折射出社會的時代要求。我們似乎也可以從這樣一個角度來看待文化詩學提出的問題意識和現實意義。
[1] 桂裕芳等編：《薩特讀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63頁。
[2] 周小儀：《從形式回到曆史——20世紀西方文論與學科體製探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4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