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8^我們且先從當代學者劉再複先生的專著《雙典批判——對〈水滸傳〉和〈三國演義〉的文化批判》一書談起。正如該書導言所說，劉先生試圖“懸隔審美形式”，不作文學批評，而是“直接麵對文學作品的精神取向”進行文化批判。依此邏輯，他對這兩部曆來被視為國人必讀的古典文學名著得出研究結論，指出：“五百年來，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最廣泛的文學作品，就是這兩部經典。可怕的是，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然在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並化作中國人的潛意識繼續塑造著中國的民族性格。……這兩部小說，正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1]劉再複得出這一結論的理論依據在於，“《水滸傳》文化，從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環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標、造反主體、造反對象、造反方式等等，這一切全都在《水滸傳》中得到呈現”，小說文本蘊含的兩大基本命題就是“造反有理”、“欲望有罪”；而相較於此，《三國演義》則是“更深刻、更險惡的地獄之門”，因為“《三國演義》是一部心術、心計、權術、權謀、陰謀的大全。三國中，除了關羽、張飛、魯肅等少數人之外，其他人，特別是主要人物劉備、諸葛亮、孫權、曹操、司馬懿等，全戴麵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麵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極點。這個時代，幾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2]
毫無疑問，將《水滸傳》、《三國演義》這樣兩部曆久彌新的“文學經典”竟然視為“災難之書”，一部搞“暴力崇拜”，一部搞“權術崇拜”，進而“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劉再複這一研究結論真可謂“標新立異”，但卻也聳人聽聞。
通覽全書便會發現，劉先生之所以得出這樣“匪夷所思”的結論，是不足為怪的。因為他違反的正是我反複提倡和強調的“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文化”這一根本原則。他所謂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是“價值觀批判”的方法對“文學經典”的重新“解讀”，在違背“詩意”的前提下，不僅用“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文學作為文學”的持久永恒的美學魅力，還幾乎徹底否定了代表中國古典小說製高點的一大批經典名著，更直接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視為中華民族原形文化的偽形產物，打入了“禍害人心”的“政治冷宮”中。當然，我並不否定劉再複書中的一些觀點，甚至其中有些觀點僅就政治倫理的人道主義視角來看，我認為還是較有新意、很有創見的。但若從全書總的思路和所得研究結論來看，我又絕不苟同。僅以《水滸傳》中觀眾喜聞樂見的武鬆“血洗鴛鴦樓”的片斷為例，我們從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及其對金聖歎評點的評價中便可看出其研究的尺度與偏頗。
武鬆如此濫殺又如此理直氣壯，已讓我們目瞪口呆了。可是，竟有後人金聖歎對武鬆的這一行為讚不絕口，和武鬆一起沉浸於殺人的快樂與興奮中。武鬆一路殺過去，金聖歎一路品賞過去。他在評點這段血腥殺戮的文字時，在旁作出歡呼似的批語，像球場上的拉拉隊喊叫著：“殺第一個！”“殺第二個！”“殺第三個！”“殺第七個！”“殺第八個！”“殺第十一個、十二個！”“殺第十三個、十四個、十五個”，批語中洋溢著觀賞血腥遊戲的大快感。當武鬆把一樓男女斬盡殺絕後自語道：“方才心滿意足”，而金聖歎則批上：“六字絕妙好辭。”觀賞到武鬆在壁上書寫“殺人者，打虎武鬆也”時，他更是獻給最高級的評語：“奇文、奇筆、奇墨、奇紙。”說“隻八個字，亦有打虎之力。文隻八字，卻有兩番異樣奇彩在內，真是天地間有數大文也”。一個一路砍殺，一個一路叫好；一個感到心滿意足，一個感到心足意滿。武鬆殺人殺得痛快，施耐庵寫殺人寫得痛快，金聖歎觀賞殺人更加痛快，《水滸》的一代又一代讀者也感到痛快。……金聖歎和讀者這種英雄崇拜，是怎樣的一種文化心理？是正常的，還是變態的？是屬於人的，還是屬於獸的？是屬於中國的原形文化心理，還是偽形的中國文化心理？[3]
從劉先生對《水滸傳》以及對金聖歎評點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其批判的政治性視角是十分鮮明的。劉再複與金聖歎，前者是“懸隔審美意識”的政治文化批判，而後者則正是基於“審美意識”的文學性視野內進行文學的審美賞析與情感評價，這是兩人對《水滸傳》進行批評的邏輯前提，也是學術立場上的根本分歧。劉再複對文本解讀的問題在於：他一邊要擱置文學批評進行文化批判，而另一邊卻要反過來對諸如金聖歎的“文學評點”進行大加否定，實可謂前後矛盾，毫無統一的批評“標準”或“原則”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