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以“審美文化”為中介和輻射，文學、文化與曆史之間的張力關係形成了一個循環流動的“力場”，在這相互協同與有機聯係的網絡關係中，為文學研究深入曆史文化語境、深入文學的文化意義載體、深入文本中隱含的意識形態及其人類生產方式提供了多向度的闡釋視界。弗雷德裏克·傑姆遜曾指出“真正的解釋使注意力回到曆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曆史環境，也回到評論家的曆史環境”[7]，由此，他認為：“一定文本板結的既定東西和材料在語義上的豐富性與拓展必須發生在三個同心的構架之內：這是一個文本從社會基礎意義展開的標誌，這些意義的概念首先是‘政治曆史’的，狹義地以按時間的事件以其發生時序編年地擴展開來；繼之是‘社會的’，現時在構成上的緊張與社會階級之間鬥爭在較少曆時性和拘於時間意義上的概念；最終，曆史在其最寬泛的意義上被構想，即生產方式的順序和種種人類社會形態的命運和演進之中，從史前期生命到等待我們的無論多麼久遠的未來史的意義。”[8]根據傑姆遜的理解，一部作品是在三個漸次展開的闡釋視界內呈現，第一層是狹義的個別文本；第二層是擴展到社會秩序的文化現象中的文本，它在宏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形態中被重構；第三層是處於一個新的作為整體人類曆史的最終視界。傑姆遜這種“新曆史主義”的思維與我們主張的“文化詩學”在方法上應該說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即是說，文學藝術應該走出文本自身的封閉係統，通過“文化係統”的中介，揭示“文學作品、文學作品的社會—文化語境以及二者之間的聯係”[9]，並在“語境化”與“互文性”的視域內把握文學的文化內涵。當然，與美國新曆史主義文化詩學代表格林布拉特、海登·海特、傑姆遜等人熱衷於關注“文本”外的政治社會性的權力意識形態這一路徑指向不同的是，中國文化詩學的旨趣則體現在“審美文化”的精神品格中，即通過對文學藝術的批評，承擔對社會大眾審美文化趣味的培養，擔負社會道德倫理以及日常生活準則的價值引導的責任。審美文化強調學術品格與文化品位，文藝作品肩負樹立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使命。因此，作為文學藝術方法論的文化詩學，堅持審美文化的基點不動搖，堅持人文精神的內核不動搖，就必然在適應現實與時代需求的發展中迎來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創作的蓬勃生機。
總之，“審美文化”作為文化詩學的理論支撐點，它不僅是對文學藝術審美性的情感評價，也是文化學的批評，它不僅凸顯了文學作品的文化屬性，也為文學研究溝通“語言—文化”，打通“內—外”提供了可供操作的學理依據。“文化詩學”作為一種研究範式的革新，它因將文學研究的理論基點搭建在“審美文化”的構架上，也有效地打破了過去孤立封閉的文學研究以及單一的政治社會性的批判視角。通過將審美話語的多元形式及其文化形態作為考察研究的對象，“文化詩學”既能在微觀的“語言分析”中深入作品內部，從而揭示文本隱含的症候性，又能在文化視野內通過與其他文化形態的互動關係進行“審美評判”，進而拓展其文化內涵。可以說，通過“審美文化”的基點確立，文化詩學為作為一種審美話語和審美文化表現的文學真正找到了一條既能回歸“文學本體”，又能同時通向一種“多元文化對話”的多學科綜合融通的理論研究路徑，預示著文學理論的光明未來。
[1] 葉朗：《現代美學體係》，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243頁。
[2] ［美］勒內·韋勒克、奧斯丁·沃倫：《文學理論》，江蘇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8頁。
[3] ［美］喬納森·卡勒：《文學理論入門》，譯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35頁。
[4] 周憲：《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22頁。
[5] 童慶炳：《美學與當代文化講演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
[6] ［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87頁。
[7] ［美］弗雷德裏克·傑姆遜：《快感：文化與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頁。
[8] 同上書，第67頁。
[9] ［美］海登·海特：《評新曆史主義》，見張京媛編：《新曆史主義與文學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9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