ǫ��!�“文化詩學”因堅持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重視文學藝術與其他文化形態間的互涵互動關係，因而相較於過去的“認識論”研究範式以及“泛文化研究”範式，它能更加合理有效地解決文藝理論存在的問題，而且在傳統文論研究範式的反思與改進中，能夠將文學研究的理論格局提升到一個更深更廣的全新高度上。正是在這一層麵上，我們完全有理由將“審美文化”視為文化詩學理論體係的支撐點與核心骨架。
關於“審美文化”，我們大體認同葉朗先生《現代美學體係》一書中的界定：“審美文化是由三個基本部分構成的。第一是審美活動的物化產品，包括各種藝術作品，具有審美屬性的其他人工產品，如衣飾、建築、日用工藝品等，經過人力加工的自然景觀，以及傳播、保存這些審美物化產品的社會設施，諸如美術館、影劇院等。第二是審美活動的觀念體係，也就是一個社會的審美意識，包括審美趣味、審美理想、審美價值標準等。第三是人的審美行為方式，也就是狹義的審美活動。這種獨特的人類行為方式，通過審美創造和審美鑒賞兩種行為，不斷地將審美觀念形態客體化，又把物化的審美人工製品主體化，形成審美對象，產生審美感興。”[1]因審美文化與美學及文化學緊密關聯，因此，文化詩學強調研究文學的審美文化特性，這就與一般的非審美文化以及現實中一般的日常生活劃開了界限。此外，將文學視為一種審美文化，也就意味著文學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道德的、倫理的思想隻有呈現在這一特殊的文學文本之內，這種複雜的審美意蘊及其所包孕的社會學層麵的生活內容才具有現實性意義。文化→審美文化→文學，作為漸次深入的領域，文學話語空間生產的知識意義就在於三者合力狀態所形成的多元互滲與溝通的整體性場域中。
首先，文學作為一種審美話語，其本身就是一種“審美文化”的表現，正因審美話語的組織結構與表現，才形成了文學語言、文學話語、文學敘事與文學修辭等一係列話語組織形式，形成了文學自身獨特的審美規律與文化特征。韋勒克、沃倫曾認為“每一件文學作品都隻是一種特定語言中文字語彙的選擇”，“文學是與語言的各個方麵相關聯的。一件文學作品首先是一套聲音的係統，因此，是一種特定語言聲音係統中的選擇”。[2]文學作為一種語言的藝術，一種人的審美創作活動，它就必然是一種審美的對象。卡勒也指出：“審美對象，比如繪畫或者文學作品，通過把作用於感官的形式（色彩、聲音）和精神的內涵（思想理念）融為一體來實現把物質與精神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一部文學作品就是一個審美對象，這是因為在暫時排除或擱置了其他交流功能之後，文學促使讀者去思考形式與內容相互間的關係。”[3]可見，對文學的研究，首先需要高度重視從語言分析入手的文本細讀，隻有將文本語言作為研究的入手處，進而抓住作品中的人物、性格、心理、神態及其曆史社會場景，才能完成對文本進行的“症候性”解讀。文化詩學也就是要在語言分析與審美批評的基礎上，加入文化的視野，這樣也才能在雙向拓展中真正揭示文學作品的美學魅力及其價值意涵。
其次，“審美文化”為文學藝術確立了一種文化的審美詩意特性，搭建了“曆史理性”與“人文關懷”的價值坐標，同時也為文學藝術與別的文化形態間的互動互構提供了一套開放的文化係統。眾所周知的是，當代審美文化因與市場經濟的媾和而在娛樂、消遣的“大眾狂歡”中漸趨發生扭曲與變形，作為一種精神文化的文學藝術也在一味的媚俗中流失其自主性與個性，其精神價值與人文品格日漸喪失。有學者指出：“審美文化的某些領域，特別是大眾文本本來的自由特征就為商業目的和交換價值所取代，‘詩意的’表現轉化為‘散文的’工具價值，最終為了實現某種審美之外的商業目標。……文化從詩意狀態向散文狀態轉變的一個重要標誌，是藝術越來越放棄它所固有的詩的視野和胸襟，把藝術和日常生活混雜起來，並以一種日常生活的方式來看待藝術，而不是以審美的方式來看待生活。”[4]這種從“雅趣”向“畸趣”的趣味轉變，不僅背離了傳統的詩意追求，還消解了文學藝術的審美韻味。而“文化詩學”因強調審美文化，並主張一種“詩意化”的價值旨趣與人文精神，因而恰能對此進行鞭笞與修正，維護文學藝術的精神本色。在此，“曆史理性”與“人文關懷”是文化詩學重要的兩個學理維度，也是評判藝術的重要尺度。“曆史—人文”的雙重價值尺度不僅體現了作家的情感立場與文學藝術的價值導向，更有效地取代了“過去的那種僵硬的政治律條作為批評標準”[5]。此外，因審美文化作為文化係統的一部分，它本身就具有表層文化所具備的屬性功能，這就恰好能夠為審美文化內層的文學提供一種與母係統—文化之間互涵互動的視野。而人類文化的“‘人性’的圓周”上又是由“語言、神話、藝術、宗教”等形態功能的扇麵有機組織而成[6]，所以，從文化係統出發審視文學，也就為文學與各個文化扇麵之間的相互關係提供了一種跨學科研究的可能。因此，文化詩學堅持以“審美文化”作為基本點，也正因為它為文學藝術擺脫了過去孤立封閉的文學研究以及單一的政治社會批判視角，實現了“審美”與“文化”之間的視域融通，為文學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條更加廣闊而有機的新的方法論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