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開濟\"號仍有自己的亮點，無論從排水量二千二百噸來說，還是速率十五浬來看，都遠遠超過了以前製造的蒸汽輪船。不久，船政局為南洋製造的另兩艘巡洋艦\"鏡清\"號、\"寰泰\"號相繼下水，質量有明顯提高。光緒十七年（1891），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在奏折中評論南洋水師各艦時曾說：
內惟\"寰泰\"\"鏡清\"\"開濟\"三號工料堅致，駕駛甚靈。
對船政局自造軍艦的評價超過了購自德國的巡洋艦\"南琛\"號、\"南瑞\"號，足見船政局造船技術的進步。
以後，船政局又試造雙機鋼甲戰艦，在購辦了鋼料、鋼板後，於光緒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即1886年12月7日，安上龍骨，由留法歸國學生魏瀚、陳兆翱監造，據稱此艦製造是中國設計師\"獨運精思，彙集新法，繪算圖式，累黍無差\"。該艦下水時間是光緒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即1888年1月29日，排水量二千一百噸，馬力二千四百匹，時速十四浬，命名\"龍威\"，經過試航，被譽為\"船身極為堅固，機器極為靈動，行駛極為穩快\"。後編入北洋水師，改名\"平遠\"，成為艦隊主力之一，在甲午黃海海戰中，於戰鬥後階段加入戰陣，激戰中中彈二十餘處，經受了實戰檢驗。
試造鋼甲戰艦，不僅在中國造船史上是一個創舉，就世界範圍看，在當時也是比較先進的。直到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初，世界上第一艘鋼質裝甲艦才在俄國造成，英國則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才普遍製造鋼質輪船，中國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製造鋼質軍艦應是中國造船史上的飛躍。
創辦馬尾船政局的意義還在於它所製造的船艦在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中起到了一定作用，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
同治十三年（1874）夏，發生了日本入侵台灣的事件。五月初一日，沈葆楨親率艦隊赴台灣布防，以\"揚威\"\"飛雲\"\"安瀾\"\"靖遠\"\"振威\"\"伏波\"等艦駐澎湖，\"福星\"駐台北，\"萬年青\"駐廈門，\"濟安\"駐福州；又以\"永保\"\"琛航\"\"大雅\"三艘商輪運送援台淮軍唐定奎部和裝載軍火。經過一番部署，大大加強了台灣的防務，遏製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最終迫使他們從台灣退兵，而當時調用的軍艦和商船都是由馬尾船政局製造的。
光緒十年，即1884年，法國侵略者挑起了中法戰爭。在反抗侵略者的戰爭中，用馬尾船政局生產的船艦裝備起來的福建水師，是海戰的主力，各參戰軍艦的艦長和軍官也都是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七月初三日，即8月23日，馬尾海戰爆發，盡管法國海軍在噸位、火力、人員方麵均占有絕對優勢，但福建水師的官兵們仍奮勇抵抗，死戰不退。後來隻因清朝當局避戰求和，艦隊最高指揮大員張佩綸、何如璋等昏庸無能、指揮失當，終使全軍覆沒。
光緒二十年（1894）夏，甲午中日戰爭爆發，馬尾船政局建造的\"廣甲\"\"廣乙\"\"廣丙\"\"平遠\"等軍艦都參加了甲午海戰。在黃海一役中，\"平遠\"號表現突出，連續擊中日艦主力\"鬆島\"號、\"吉野\"號、\"嚴島\"號。至於甲申、甲午兩次戰役的失敗，自有其深層次的原因，自造軍艦在具體戰鬥中的表現也頗多複雜因素，不能簡單歸咎於船政局。
再次，船政局在培養人才方麵也發揮了一定作用。由左宗棠建議創辦的船政局前、後學堂（前學堂學製造，後學堂學駕駛）和藝圃（技工學校），成了我國最早培養近代海軍軍官、造船專家和技術工人的搖籃。
截止到民國十三年，即1924年，從這裏培養出來的六百多名航海、造船、蒸汽機製造方麵的管理、駕駛及工程技術人員，為發展中國造船業和創建近代海軍做出了貢獻。從船政學堂畢業的學生，不但成為了船政局和福建水師的骨幹力量，還支援了南、北洋水師，李鴻章曾說：
中國駕駛兵輪學堂，創自福建船政。北洋前購蚊船所需管駕、大副、二副、管理輪機、炮位人員，皆借材於閩省。
光緒十四年，即1888年，北洋水師成軍，主力軍艦的艦長都是從船政學堂畢業的，其中不少還曾留學英國。在船政學堂的畢業生中，有像鄧世昌那樣為保衛祖國壯烈犧牲的民族英雄，像嚴複那樣為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做出很大貢獻的啟蒙思想家，還有我國近代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他也曾於光緒七年至八年在船政學堂學習駕駛，畢業後任\"揚武\"號駕駛官。
此外，在馬尾海戰中英勇犧牲的艦長陳英、林森林、許壽山等；在黃海海戰中以身殉國的\"經遠\"艦長林永升和對北洋海軍建設起過重要作用的劉步蟾等，都是從船政學堂畢業的。
左宗棠真心實意地希望通過學習西方\"長技\"，使中國富強起來，也確實想把\"洋務\"辦得有聲有色。但是，他不懂得阻礙中國走向富強的根本原因，除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侵略外，還在於封建製度的桎梏，不推翻這個製度，中國不可能由貧弱變為富強。左宗棠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當權人物，他不可能跳出舊製度的圈子，他所向往的\"富國強兵\"之路隻能是封建製度舊壘中的盤陀道。
左宗棠的洋務活動紮根於腐朽、落後的封建製度之上，這就難以擺脫這個製度所帶來的貪汙、浪費、機構臃腫、人浮於事、官僚習氣嚴重、辦事效率極低等弊端。
以馬尾船政局為例，初辦之時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行政機構。一些追求利祿之徒，對\"船政之興，尤視為利藪\"，他們雖然\"於廠務毫未經曆\"，卻極力鑽營，廁身其間以謀私利，沈葆楨曾說，他\"奉命之日，薦書盈篋，戶為之穿\"。沈離任後，人員浮濫現象更加嚴重，到光緒九年，即1883年，僅勤雜人員就有八十八人之多。
光緒六年，即1880年，這年十一月十六日，江南道監察禦史李士彬揭露船政局弊病時說：
局中及各船薪水每月需銀萬餘兩，大家虛糜，船政大臣極欲整頓，竟有積重難返之勢。
光緒八年，即1882年，這年十二月十二日，侍郎寶廷上奏說：
人言嘖嘖，多譏其（指馬尾船政局）虛糜多而實效少。
光緒九年，即1883年，這年十二月初七日，時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的左宗棠也請旨申飭船政局\"玩延渾飾\"，嚴斥局中造船\"儼如居賈者以劣貨售人，一出門則真贗皆弗顧，故一經風浪，百病叢生\"。
除了上麵提到的他借以活動的曆史舞台和他本人所處的階級地位的嚴重束縛外，在興辦洋務企業過程中，左宗棠也存在著個人思想方法上的問題。
左宗棠是個頗為自負的人，做事往往自以為是，不容易聽進不同意見。盡管他是封建官僚中的佼佼者，才華橫溢，見識超群，但對於經營、管理近代企業，卻完全是外行。他既不懂管理近代企業的方法，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過問企業的管理和經營。
在左宗棠看來，學習西方的\"藝\"，即先進科學技術，不能離開中國的\"道\"，即封建製度及其思想體係，他認為資本主義的\"藝\"要統一於封建主義的\"道\"。左宗棠的洋務思想既不能在儒家思想體係中越雷池一步，那麼他的洋務事業的前途就勢必黯淡無光了。
由於時代的、階級的以及個人主觀方麵的局限性，使左宗棠的洋務活動收效甚微，他創辦的馬尾船政局最後也衰敗下去，這也是他學習西方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