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看到署名Celine的文章，《上海灘最後的“小開”》，記載了邵洵美的長子邵祖丞在新時代的生存境遇，摘錄附記於後，也可算作“餘燼的餘燼”：50年代初，上海淮海路、陝西路路口有一家永豐寄售行，牌子雖掛寄售行，店裏幾乎全是音樂唱片，而且是清一色的外國唱片。那時，“左”風未興，青年們西裝革履地聚在一起，聽聽唱片、喝喝咖啡、跳跳舞，還是件很時髦和上“品”的事情。”發燒友”們常常把這新開的小店擠得水泄不通，因為這畢竟是上海灘唯一的一家專售外國唱片的商店。
店主邵祖丞，正是邵洵美的兒子，那時20來歲。
唱片生意好得出奇，當時一般服裝店隻能賺百分之三十的利潤，而一張新出的外國唱片，起碼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香港片商知道他的能量，不斷把新灌製的片子送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外國人辦在中國的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打烊”之前，也把片子攤出來盡他挑選。依邵祖丞那時的眼光，還嫌百代的片子不夠新潮呢，寧可直接進口原版國外唱片。隻是礙於情麵（百代公司的買辦是邵家的親戚）選了一小部分。
可惜好景不長，“三反五反”之後，有錢人家如驚弓之鳥，紛紛逃往海外，西裝革履的“小開”們也失去了往日的雅興，唱片生意自然也日趨清淡。公私合營時，邵祖丞隻好怏怏地到時代中學去教書了。
時代中學的前身是聖芳濟教會中學，他的祖父邵恒當年是該校的校董，邵家許多子女也都在該校念過書，學校與邵府已有三代人的情誼了。按說，在這樣一個環境裏，工作起來理應是心情舒暢的，然而“肅反”的時候，因為他曾參加過一個自己也弄不清、也從未參加過任何活動的組織（據說那是個特務組織），稀裏糊塗地就被劃為“曆史反革命”。這麼一來，講台他就站不住了，被派往學校總務處分管學生的課外勞動，同時在學校辦的校辦工廠裏幹活兒。這樣的日子對於“小開”來說，已經很夠“味兒”了，但更殘酷的事情還在後頭。
邵洵美被捕入獄，受父親案子的株連，邵祖丞也跟著沾“光”，從校辦工廠勞動“升級”為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思想。他和十幾個有“問題”的人員來到鬆江縣新橋村，住進農民家，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到大糞池邊去挑糞澆菜園……
這期間，他的母親離家去了南京大妹家，在外界壓力下，他的妻子——一個端莊、秀氣的中學俄語教師——也和他離了婚。
邵洵美的問題在三年後總算審查清楚了，宣布沒有什麼政治問題，無罪開釋，他的兒子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在鬆江農村勞動了三年零兩個月後，邵祖丞終於得以返回中學教書。但平靜的日子隻過了四年，到1966年，“文革”開始了。
“文革”中像邵氏父子這種人注定是跑不掉的，父是反動學術權威，子是“牛鬼蛇神”，所謂一丘之貉說的大概就是他們這樣的人家。邵祖丞在學校裏被鬥得要死，這是因為，一，他是資產階級、封建官僚的孝子賢孫；二，這人教英語課時居然全部用英語講課，不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什麼？父子兩人被趕得擠在一間狹小的屋子裏，屋裏隻有一張床，邵祖丞隻好睡在地上。工資是早就停發了，隻好靠著一點生活費苟延著時日，還得提心吊膽去應付那些無休止的批鬥檢查和抄家。
晚年的邵祖丞，退休後住在10平米左右的亭子間裏，這個當年的新潮音樂追逐者已經遠離了音樂這一人世間的奢侈物。他每天自己買菜、煮飯、洗衣，每周還要安排三天，為中學生補習英語，借以補貼家用，因為退休工資畢竟太有限了。沒有學生來的時候，他多半是一個人呆在他的亭子間裏，看電視，抽煙，靜靜地想些什麼。
Celine的職業是記者，她總是習慣於打量別人的生活。作為一個有著懷舊情結的年輕人，她對大家族後代的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當她踏著陰暗而逼仄、吱作響的小樓梯找到鬧市一隅那個幾乎被遺忘的角落，再叩開那扇亭子間的小門，“豁然洞開中的邵先生，簡直是位曆史老人了”。這個在流行歌曲中長大的年輕人，驚異於老人能以如此超然和淡泊的眼光來審視自己家族的變遷。上述采訪中，不時有學生進來找老先生補習英語。
或許是故事結局的過於淒慘讓Celine神情落寞了，告別時，過意不去的老先生這樣安慰她：“一切都沒什麼了不起，一個人隻要心不死，他就沒有失敗。況且，六十年風水輪流轉嘛，邵家和盛家的風水，大概已轉到別人家去了。人家說富不過三代，邵、盛兩家到了我們這一代的上半輩子，已富了四代了，嚴格來說已富了五代人了。到了我們這一代，大概該吃點苦頭了吧。所謂便宜不可以占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