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下的院子裏有棵法國梧桐，4月開花，9月就木葉飄飛。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獄後的邵洵美變得不太愛說話，經常一個人躲在小樓朝北的那間小屋裏。有時譯書，有時什麼也不做，就是靜靜地坐著。
長子祖丞是時代中學的英語教師，因受牽連下放農村勞動了三年剛回來，離了婚，單位又沒房子，睡的是家裏的地板（唯一的一張床讓給了父親）。女兒如願嫁了一個醫生，遷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為了照顧即將出生的外孫，過了年，夫人也暫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妻子不在身邊，邵洵美的生活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和困頓。那個時期的一封家信中他這樣歎苦：“今日已二十三日，這二十三日中，東湊西補，度日維艱。所謂東湊西補，即是寅吃卯糧。小美的十元飯錢用光了，房錢也預先借用了，舊報紙也賣光了，一件舊大衣賣了八元錢。報紙不訂了。牛奶也停了。煙也戒了。尚有兩包工字牌，掃除清爽便結束……”
一次，徐誌摩的遺孀陸小曼來上海看他，他想好好招待這位故友的妻子，卻囊中羞澀，不得不把一枚吳昌碩親刻的“姚江邵氏圖書珍藏”白色壽山石印章低價出售，換來了十元的酒菜錢。落魄至此，也真讓人唏噓！
邵洵美很快就病倒了。春寒天氣最難將息，他被喘咳折磨著，隻能躺在床上，窩在被褥裏，一開口就咳嗽不停。陳茵眉得知消息，隻身一人來到上海照料他。
1967年冬天，邵洵美的老病又犯了，這一次哮喘得更厲害。可的鬆、強的鬆之類的藥物因服用太久已不起什麼作用，說話時，不得不手裏捏著一個橡皮筒一樣的東西，連按帶動，向口裏噴送空氣，以幫助呼吸。如果我們沒有記錯，他的伯父，也是害這病死的。本來這種病隻要易地療養，一到冬天就去南方溫暖的地方，還有望治愈。可現今的邵洵美，再也不是一擲千金的少爺，隻能挨得一日是一日了。趁他病情略有好轉時，家人建議去餘姚鄉下靜養，他拒絕了。他生在上海，長在上海，這座城市已經與他血肉相連，就像他從前在一篇《感傷的旅行》的文章中所說：“此地有我的老家，有我的新居。它是一部我的曆史，它會對你說我自小是多麼可愛，長大了是多麼頑皮，成了人懷藏著多少的奢望。沒有它，我對自己的過去會沒有查考。”
過了春節，邵洵美休克了一次。調治了三個月，見有好轉，就出了院。這一日，天微雨，他出院回家後寫下了一首小詩：天堂有路隨便走，地獄日夜不關門。
小別居然非永訣，回家已是隔世人。
他相信，自己已經看到過死神的麵孔，它並不可怕，隻是一張沒有五官的臉，一片無以捉摸的白色，像霧，像無數道牆外的另一個世界，他甚至已經非常真切地看到了這另一個世界裏的舊日朋友。
陳茵眉回江蘇溧陽鄉下忙她的農活去了，現在是夫人從南京回來服侍。他變得特別懷念舊時的光景，常常念叨那些死去或者活著的舊友的名字。有一個晚上，他讓夫人燒了一桌好菜，說要等待徐誌摩和陸小曼。善良的夫人陪著他等了大半宿，並記下了他的四句詩：有酒亦有菜，今日早關門。
夜半虛前席，新鬼多故人。
夫人說他的這些詩作太傷感，他也真誠地檢討開了，把這些看作“毒草的標本”：我這種東西寫它做什麼？對人對己全沒有好處。”文藝是為工農兵的，為工農兵寫作，為工農兵所利用的。”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是已經說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了嗎？毛主席所寫的詩詞，哪一首不合乎這個標準？而我寫的東西，哪一篇經得起考驗？我的東西，隻能起一種作用，便是說，留作一種資料，說明我國曆史上曾經有過這樣一種東西，它反映著某些人的思想，一種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東西，一種毒草的標本，可以在需要時作反麵教材。將來或者把它們拿給文史參考資料編輯的負責人去看看，有沒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