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雜誌，搞出版，社交，寫詩，給人的感覺好像邵洵美有著用不完的時間、精力和金錢。事實上他也一直靠金錢支持著這所有的努力。結果是他用光了他所有的資產，戰爭還沒結束就差不多變成了一個窮人。這時候他想起早年一個算命的說他四十歲後會有大財運的話，真是命運無情的嘲諷。
解放了，他自願向新的人民政府上繳了他的印刷廠和所有的印刷工人（時代印刷廠的機器全部由北京新華印刷廠收購）。然後他來到北京，先是住在東交民巷的中國旅行社，後來在景山東大街租了一處幽靜的平房住下。他現在的身份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一個編外翻譯，稿酬每月二百元，可先預付。據說這差使還是夏衍舉薦的。當年邵洵美曾接濟過夏衍。大約是1928年他辦“金屋書店”的時候，有個朋友對他說，有個叫沈端先的，是你的同鄉浙江人，剛從日本回來，生活無著，你是不是可以給他出版一本書，接濟一下。邵洵美接下沈端先翻譯的日本作家廚川白村的《北美遊記》後，即拿出五百元付給了沈。沈端先，就是後來的夏衍。在北京，邵洵美受到了舊日一些知交的熱情接待，本想多住些時日，但北方幹冷的氣候使他的哮喘病發作，不得不返回了上海。朋友賈植芳記述了邵洵美南歸後不久出現在南京路一次酒宴上的樣子，“身材高大，一張白潤的臉上，長長的大鼻子尤其引人注目”。那天他穿的是一件古銅色又寬又長的中式絲綢舊棉襖，敞著領口，須發蓬亂著，神情卻又是泰然的。
那段時間的四川中路上出現過一家時代書局，印行過一些早期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如考茨基、希法亭等人的書，大半屬於第二國際的人物，受到黨的意識形態領導的批評，這家短命的書局很快就消失了。有傳言說書局的出資老板就是邵洵美。
這麼磕磕絆絆著到了1958年，邵洵美的麻煩又來了。先是隔三差五被叫去問話，審查，後來幹脆就拘在了獄裏。戰亂時他在屯溪的三五個月的停留成了“曆史遺留下來的問題”，要他講清在這段時間做了什麼，有沒有為軍統工作。還有他在歐洲時和張道藩、謝壽康（曾任國民政府駐梵蒂岡大使）結為把兄弟的事，也都一並抖了出來。這些問題不說清，他就免不了潛伏特務的嫌疑，把牢底坐穿也不能回家。
城裏刮起了集體化的風，讓居民吃公共食堂。邵洵美全家被勒令從淮海中路的住房搬出，房子被征作了居民委員會的公共食堂。
房屋被征用了，家裏的東西也要全部出清。邵夫人隻好清理了一部分，另一部分分散寄存到親戚朋友家。一家人也作了鳥獸散，女傭解雇回鄉，兒子和女兒住在工作單位或者學校裏。邵夫人隻好回娘家和母親住在一起。後來“上級有關部門”給她落實了一處舊房，至多15平米的樣子。她和子女們又飛回到了這個鴿子籠大的地方。
沒有了傭婦，家務事隻好邵夫人自己動手了。她雖然從小嬌慣，卻從來就是一個逆來順受的女人。這樣的女人受得住富貴，也禁得住苦寒。大冷的冬天上街買菜，臉和手上長出了一個個暗紅的凍瘡，生爐子煮飯、炒菜，被煙熏得涕淚直流。她越來越成為一個做家務活的行家裏手了。人間的煙火磨損了她的容顏，也使她變得壯實。有誰會想到小弄堂裏這年過半百的婦人，會是昔日裏鍾鳴鼎食的尚書家的孫女、富豪家的千金呢？
因為不允許家人探監，邵洵美一點也不知道家中的變故。十多年前屯溪被拘，他沒有為軍統方麵做過一件事，因此心裏坦蕩，談吐也沉著。他的這種態度，使得獄裏的那些老犯人還當他是大有來曆的上海灘“大亨”一類的人物，對之很是企敬，還暗地裏護著他。是以獄中也沒吃多少大苦，用他後來的話說，倒比外麵來得好，生活有規律，還經常學習，講時事政策，不大受苦頭……
但肚子還是要餓上一餓的。進入1960年代，迎頭就是好幾個饑年，全國人民都在餓肚子，一個在押人犯不餓死就算好的了。開飯哨聲一響，犯人們把領來的一份飯菜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裏，以一種莊嚴和神聖的表情開吃。吃到一半，都舍不得吃了，把搪瓷缸子包在棉被裏捂嚴實，等餓得不行了再拿出來吃。邵洵美哪裏經過如此經濟的吃法，幾乎每餐飯都是一下子吃光，刮光，一邊吃還一邊氣喘籲籲地說，“我實在熬勿牢了”。人在饑餓狀態下對食物的想象力總是格外發達，他講述的往昔的豪奢生活總是讓獄友們豔羨不已。他說——國際飯店建起來前，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菜館和西式旅館，他是“一品香”的常客，每年他過生日，都要放在“一品香”。因為他肖虎，生日前一天他就會訂做一隻像真老虎一樣大的奶油老虎。到了生日那天，這隻奶油老虎擺放在一隻玻璃櫥裏，櫥的四周全是一閃一閃的紅綠燈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