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餓，潮濕，哮喘，無休止的外調和故作的冷落，出獄的希望卻還是渺茫著，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盡，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著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獄友賈植芳，鄭重其事地托付後事：“賈兄，你比我年輕，身體又好，總有一天會出去。我平生有兩件事心裏放不下，你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寫篇東西，替我說幾句話，那樣我死也瞑目了。這第一件是，1933年，蕭伯納來上海訪問，我作為世界筆會的中國秘書，負責接待工作，蕭伯納不吃葷，所以，以世界筆會中國支會的名義，在功德林擺了一桌素菜，共計花了46塊銀元，是我出錢墊付的。那天來吃宴的有蔡元培、魯迅、楊杏佛，還有我和林語堂先生。但當時上海的大小報紙的新聞中都沒有我的名字，這使我一直耿耿於懷啊，希望你有機會的話為我聲明一下，以糾正記載上的失誤。還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寫得不好，但實實在在都是我自己寫的，魯迅先生寫文章說我是捐班，是花錢雇人寫的，這實在實在是天大的誤會。我敬佩魯迅先生，但對他輕信流言又感到遺憾，這點也拜托你代為說明一下為好……”
但據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證，蕭伯納來上海時，是宋慶齡由楊杏佛和她的秘書陪同驅車到新關碼頭（今延安路外灘碼頭），再乘輪船到吳淞口迎接，然後直接到宋慶齡家裏的。陪同宴飲的，除了幾個國外記者，幾乎全是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員，根本就沒有出現邵洵美的影子。
據魯迅記載，在宋宅和蕭伯納一起吃飯的，連魯迅和蕭伯納在內共7人。1933年2月17日《魯迅日記》載：午後汽車齎蔡先生信來，即乘車赴宋慶齡夫人宅午餐，同席為蕭伯納、斯沫特列女士、楊杏佛、林語堂、蔡先生、孫夫人，共七人，飯畢照相二枚。同蕭、蔡、林、楊往筆社，約二十分後複回孫宅。紹介木村毅君於蕭。傍晚歸。
斯沫特列後通譯史沫特萊，是美國著名女記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記者，是內山完造介紹給魯迅，要魯迅帶他采訪蕭伯納的。從魯迅日記可知，入席者還拍了照。這張照片後來發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魯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種魯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慶齡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沒有邵洵美。日記所記，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請客的可能性：魯迅“傍晚歸”，蕭伯納也在傍晚離開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兩點，在一個叫世界學院的大洋房裏召開的歡迎會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筆會中國支會向蕭伯納贈送臉譜和戲裝等禮物，是有在場的魯迅、張穀若等的記錄文字為證的，至於“功德林”請吃一事卻是他囹圄中回憶往事時的“記憶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臉上貼金嗎？還是記憶力的衰退使過去的人與事在大腦裏出現了疊影？是耶非耶，曆史總是這樣吊詭。
等到出獄和家人團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頭發全白了，嚴重的哮喘讓他體力虛弱行走艱難。但當他捧著蓋著大紅印章的證明他不是特務的一張紙，他還是想跪下來。唉，什麼時候起膝頭變得如此軟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