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程度上講，漢武帝還推動了學術發展。在武帝時代，至少有幾本重量級的著作問世--《史記》《淮南子》《春秋繁露》。《春秋繁露》是儒學大師董仲舒的代表作，《史記》是中國曆史上最偉大的一部史書，《淮南子》則是一部混雜多家思想的巨著。因此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個提法，並不太確切。
但是“獨尊儒術”的提出，在中國學術史上還是產生很大的負麵影響。它不可避免地引導學術傳統轉向儒學，使儒學的地位一下子躍居於其他學派之上，成為思想領域的權威。在之後兩千年，雖然各思想流派之間勢力在不同時間段有彼此消長的現象，但儒學作為主流，特別是官方意識形態，這一點大體是沒有太大變化的。這也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中國的古代思想，跳不出前人所界定的框架，在沒有強大的異端思想挑戰的背景下，也難以維持其活力。
道家思想固然在“獨尊儒術”的背景下遭到重創，但仍然一直是中國最重要的思想流派。墨家思想在專製的土壤下已經無法生存，而法家思想則在“儒家”的外衣下，繼續發揮著重要的影響力。漢武帝時代，真正受到致命打擊的，可能是民間盛行的遊俠精神。
有人認為，中國的俠義精神，乃是源於先秦的墨家思想。這個結論是否正確，暫且不說。韓非子說過:“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儒學一旦與政治同流，成為立法的根據，便完全合法化了;而以鋤強扶弱為己任的俠義思想，必然走向強權政府的對立麵，成為強權專製政權的眼中釘、肉中刺。
俠士在初漢時還很有社會影響力，隨著君王專製的發展，這些以武力行使道義的人，越來越被政府所深惡痛絕。這點我們從《遊俠列傳》中可以看出端倪。漢景帝時，皇帝派遣使者誅殺以豪俠聞名的濟南人瞯氏、陳地人周庸;一代俠客郭解的父親也是俠士，在漢文帝時被誅殺，而郭解本人則在漢武帝時被誅殺。
郭解被誅殺是一件很大的事。因為郭解不是一般的人物，司馬遷記載:“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儼然是天下俠士的偶像。而郭解被殺完全是政府的陰謀。在一次宴席上，客人們都稱譽郭解，有一個儒生很不以為然，就說:“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但這儒生隨後便橫屍街頭，估計是郭解的一個門客所為。官府要求郭解交出殺人犯，但郭解自己也不明白終竟何人所為，這是一樁無頭公案，最終官府以證據不足，判郭解無罪釋放。然而，作為禦史大夫的公孫弘決心將郭解置於死地，他的理由是:“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殺之。當大逆無道。”意思是說，郭解雖然對這樁謀殺案不知情，但他是俠士的領袖，俠士就專幹殺人這樣的事，跟政府對著幹，這就是大罪，就是大逆不道。在公孫弘的堅持下，一代大俠郭解最終難逃一死。
從郭解事件可以看出，到了漢代武帝時期，政府對俠士的打擊，並不僅僅是因為“以武犯禁”或“殺人”，而是“為任俠行權”，也就是俠士行使公然君王法令之外的一套權力。這一點無疑極大的刺激君王“履至尊製六合”的尊嚴與權力。所以，以尊卑定秩序的儒家思想的興起，遊俠精神便一蹶不振了。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思想的提出，雖然是大勢所趨，有其合理的一麵，但加劇了中國思想領域的保守色彩。此後君權愈盛，而民權愈衰矣。直到兩千年後，西學東漸，民權、自由的思想徹底顛覆了傳統的儒學，儒學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才最終退出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