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中，潘漢年的偏頗思想也充分暴露出來。他和其他“創造社”中的激進的青年作家一樣，對魯迅先生也同樣地不夠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編的《戰線》第一期上就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竟然在“態度、氣量和年紀”方麵說三道四……建國以後，他回憶起這場對魯迅先生的錯誤圍攻，十分沉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冀”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冀”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基拙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問把普迅當作鬥爭的對象，當時身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令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魯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與這場文學革命論爭的同時，潘漢年的戰鬥精神和活動能力，逐漸地為更多的同誌所了解和讚賞，並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領導和有關部門領導人的注意，而第一個起用潘漢年的是任弼時同誌。
任弼時同誌為團中央的主要負責人，並兼管全國總工會的工作。他通過法南區委把潘漢年調到工會係統，“在張秋人主辦的工人秘密刊物做編輯工作，同時采寫一些宣傳稿件。任弼時親自和潘漢年談話，向他交代宣傳的方針和任務。潘漢年經驗豐富、才思敏捷，很好地完成了這項任務。”
再如陽翰笙同誌回憶的那樣：“創造社是一個很有影響的文藝團體，但黨員很少，郭老又要離去，黨的力量顯得薄弱。在‘四·一二’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很厲害，在這種條件下，公開的宣傳活動有困難，周恩來同誌看到廠這個飛題，就指示郭老，應該在創造社中加強黨的力量，多調些人進去，把黨的組織發展起來，使之成為甲一個堅強的戰鬥堡壘。”而郭沫若又把周恩卡交辦的這項屯任交給了潘漢年、陽翰笙和李一氓。
潘漢年為了落實周恩來同誌的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陽翰笙、李一氓成立了 一個黨小組，以此為核心，在創造社內有意培養和發展中共黨員。像創造社中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未鏡我、李鐵聲、王學文等同誌入黨，都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
這時，太陽社中的蔣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餘名黨員編為兩個黨小組。由二創造社和太陽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帶，很多文化人一包括魯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區委遂將這三個黨小組編為第三街道支部，潘漢年出任支部書記。公平地說，時年隻有二十二歲的潘漢年能把這幾十位黨員團結在一起，並較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有關工作，這個支部書記當的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著，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富春同誌有意重任潘漢年。
早在潘漢年在南昌主編《革命軍日報》的時候，李富存同誌在南昌任第二軍黨代表，在黨內則是南昌軍委書記。那時，李富春同誌不僅和潘漢年時相過從，而且還高度地評價了《革命軍日報》。大革命失敗以後，李富春同誌出任江蘇省委書記，由於當時的上海是在江蘇省委的管轄之內，李富春同誌對潘漢年所領導的第三街道支部的工作是知道的。不久，“區委覺得他們領導文化工作有困難”，李富春同誌遂決定收歸省委領導，並把第三街道支部改為文化支部，仍白潘漢年擔任支部書記。從此，潘漢年在李富春同誌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溝通同文化界各方而的組織及成員之間的聯係，以貫徹黨的思想文化路線和方針政策。不久，李富春同誌狠據上海文藝界形勢的發展，決定在省委宣傳部下麵成立一個文化黨組，並指定潘漢年為文化黨組書記，全麵擔負起團結和領睜左翼文化界的重任。誠如史家所評說的那樣：“作為第一任黨組書記的潘漢年，曾多次召集會議，研究工作，開創廠左翼文化工作的新麵貌。”
正當潘漢年在政治上飛速發展的時候，他個人的家庭生活卻是非常失敗的，使他陷入了極大的痛苦中！由於潘漢年這種不幸的家庭生活，兒乎影響著他的前半生一一並由此引發出了未來和董慧同誌長達數年的愛情糾葛，很有必要對潘漢年的家庭生活作一簡介：
潘漢年的元配夫人是許玉文。是在潘十八歲那年由毋親作主結婚的。潘漢年是在“五四”風潮影響下步入文壇，而後又投筆從戎、棄文從政，很快又成為我黨30年代聞名上海的思想、文化戰線上的組織者和領導人。他不僅有著遠大的革命誌向，有著超乎常人的組織能力，而且一直崇尚個性解放，並極富有叛逆的性格。他的理想的伴侶，絕不是許玉文這樣封閉的農村婦女。因此，從他結婚伊始就埋下了難以為繼的悲劇種子。
許玉文也深知潘漢年不愛她。但她是在傳統的東方道德中長大的，所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從一而終”的封建觀念是根深蒂固的。她作為一個女人如何獲得情感的需要和解脫呢？唯有在冰冷的夫妻生活中向潘漢年尋釁和渲泄。這樣，就必然陷入了夫妻吵架的惡性循環。就在他們結婚不久，潘漢年把許玉文帶到上海的時期，他們之間就吵得不可開交了。對此，沈鬆泉先生作了如下記述：
潘漢年在宜興的夫人也來到上海，他們夫婦住在海寧路附近一條裏弄內。不知為什麼他們夫婦倆經常吵架，我記得有一次他的夫人還跟蹤潘漢年鬧到尤華書局來，還有一次我曾去他們家勸架，一對年輕夫婦，經常吵架。彼此都是痛苦和不愉快的辜。
誠如前文所述：潘漢年是受“五四”風潮的影響，從封建家庭的束縛下殺入社會的。因此，他的思想和情感無不打上這一特定的時代的印記。他一方麵有著向封建堡壘宣戰的大無畏的勇氣，另一方麵又很難和傳統的倫理道德一刀兩斷。反映在他和元配夫人許玉文的身上，也必然是雙重的人格：他一麵不愛這位沒有情感做基礎的妻子；他另一麵作為孝子又不敢悖逆母命，斷然和妻子離婚。其精神痛苦是可想而知的。隨著他的學識的增長，地位的升遷，其精神是會越來越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