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成仿吾等創造社的元老相繼回到上海，重新握筆殺上文壇，無疑對潘漢年是重大的激勵。尤其當他聽說大病初愈的郭沫若，把民族的苦難、階級的義憤以及對再生中國的希望，一齊湧入心頭，化作澎湃的詩句，強迫他“在床頭、藤椅上把提著筆寫下一行又一行”後，他更加勤奮執筆，在《幻洲》上寫下一篇又一篇投向敵人的匕首似的短文。
也就是在這同一時期，黨內的不少人不承認革命已經轉入低潮，麵對反革命的囂張氣焰，出於對敵人瘋狂屠殺的狂熱的複仇心理，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急躁和冒險情緒，遂一味地要求不斷進攻，強調不斷地把革命推向高潮，從而形成了以瞿秋白為代表的盲動主義。潘漢年受此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在他所主編的刊物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件”便也如連珠炮似的不斷發起攻擊，咄咄逼人地向反動勢力開火，並且也不大講究鬥爭策略一r，不時仍有擴大打擊麵的偏頗。”這恰好說明潘漢年不具有革命旗幟的素養，而僅僅是一位活動能力很強二扮演搖旗呐喊、推波助瀾的－將角色，這也就決定了他在革命隊伍中的位置。
那時，潘漢年明明知道他主編的《十字街頭》，很難見容於反動的當局，他為了表示自己的英雄膽識－一或曰不示弱於敵人，公開撰文告訴反動的當局，不怕查封《幻洲》，而．且還堂而皇之地寫了如下這段文字：
半月刊一一《幻洲》。事實上不能容納大家呐喊飛聲，我們覺得在這個青年披殺的革命時代，雖含痛殊深。說話的機會總該有一個，所以我們又決定在泰東書局出版一個為我們青年說話的周刊叫《戰線》。
這件事情的發展結果，不幸被潘漢年自己所言中了，1928年1月，一幾卷八期《幻洲況》版以後，便被當局加以“反動”罪名而查禁！為此，潘漢年又借題發揮，大作文章，繼續向反動當局發起辛辣的進擊。他公開撰文說：“所謂言論自由，本來單指黨國要人而言，小老百姓哪裏有資格可以自由呢？……”
《幻洲》是較有影響的一種期刊。旱在它創刊的初期，就受到遠在廈門大學執教的魯迅先生的注意，並給予了積極的評價，稱它是當時上海的雜誌中“較可注意”的一種。就說當時《莽原》的銷量的減少，魯迅先生也認為“也許是它（《幻洲》半月刊）的影響，因為學生的購買力隻有這些。”後來，隨著《幻洲》半月刊影響的擴大，魯迅先生也公然宣稱：“最風行的”是《幻洲》。
話再說回來，雖然反動的當局扼殺《幻洲》是遲早的事情，但如果能根據形勢的變化講究一些鬥爭策略，或許《幻洲》這塊陣地還能繼續發揮一段作用。自然，其影響力和戰鬥作用就大大的減弱廠！
然而怒火正旺的潘漢年―或許是受左傾盲動主義影響的緣由，他認為舊的陣地丟失了，其對策是再建一個更大的新的陣地。這就是繼《幻洲》半月刊被查禁之後，很快又創辦廠《戰線》周刊。 山於他辦刊的思想沒有變化，遂又在《戰線》周刊的開場白中，以更加激烈的措詞刺激反動當局：
現在《戰線》周刊已經與讀者諸君見麵了，而我們的《幻洲》半月刊卻已被當局認為“反動”而明令禁止出版，是我們意料中的事，可是沒有想到在我們目中認為《幻洲》副刊的《戰線》沒有出版之前，它就被人宣告“壽終正夜”！好吧，現在的革命者，自有他們的權威，砍下萬千青年的腦裝尚不費吹灰之力，禁止小百性的出版物，踢以“反動”二字，還怕你不消滅下去嗎？然而，他們自有他們的權威，我們自有我們的熱血，你看吧，我們的《戰線》又在這裏開場了。
就在《戰線》創刊的前後，上海文壇爆發了和魯迅先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潘漢年受著這種特定的偏頗思想的主宰，也揮筆上陣，參預了攻擊魯迅先生的論戰。由於這場有關革命文學的論爭俞後曆時達一年多的時間，而且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加之潘漢年也是在這場論戰中逐漸認識魯迅先生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並進而身體力行，促成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因此，很有必要向今天的讀者簡介這場革命文學論爭的緣起：
大革命失敗以後，流血和不流血的階級鬥爭，強烈地震撼著好二位有良知的，文藝戰士的心，便得揀一位文藝戰士都必須回答這洋一個問題：中國文學向何處去。恰在這時，郭沫若、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錢杏鬱，洪靈菲、李一氓、陽翰笙、潘漢年都相繼集中到上海。他們對於文學工作不能適應現實的發展和鬥爭的需要，都有深切的感受。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也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1928年1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山蔣光赤、錢杏鄰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沙、《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對此，曆史已經作了結論：
“創造社和太陽社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是一個力圖擺脫資產階級思想影響，白覺地把自己的文學活動和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鬥爭結合起來的新的文學運動，也是一個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宣傳馬克思主義文化原理的思想運動。”
但是，由幹這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不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麵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所謂‘自身就是革命’）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七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再由於他們當時受著黨內因失敗而抬頭的左傾思想的影響，他們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楚，首先把批判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了魯迅先生。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更有甚者，他們又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茅盾、葉聖陶、鬱達夫等人。
魯迅先生等人也絕不示弱於這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者們，遂也沉著應戰，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越戰越酣，雙方誰也不願一泣放一乒中的筆，在自己的家門七高懸起免戰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