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鼎原是陳賡同誌的助手。對上海具體的敵情是比較熟悉的。他向潘漢年詳細介紹了國民黨設在上海有關的敵特機關以後,他們一致認為應當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或淞滬警備司令部等機關中,選一名專任破壞共產黨地下活動的死硬分子開刀。但具體是誰,需侯調查研究以後再定。

事有湊巧,劉鼎一天來到南京路上,在一家照相館櫥窗內,意外地看見一張淞滬警備司令部官員們的合影。他留意每一位官員的“尊容”,沒有一個是他認得的。當他的視線移到站在後排的一位官員的麵孔時,他下意識地一怔,再仔細一打量,暗自驚喜地說: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就是他二”

這人叫王斌,是淞滬普備司令部的現任督察長。那時,國民黨當局不能在租界中隨意捕人,因此,中共領導人士多數住在租界裏。一旦國民黨當局發現了我黨設在租界中的機關或中共要人,都必須向上海租界的總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獲之後,再辦理引渡手續。而王斌就是專門負責辦理交涉引渡的承辦人。因此,劉鼎向潘漢年彙報之後,建議重組的特科第一個突擊行動,尋機鎮壓王斌。

潘漢年是位有頭腦的幹才,他填密地研究了鎮壓王斌可能引起的社會反響,遂同意了劉鼎的建議,並立即向陳雲、康生報告。他們三人慎重研究,認為可行,施即報請中央同意。之後,他們又討論、研究了具體執行計劃和人員分工。此次突擊行功由康生負總責,潘漢年分竹的二科負責查明王斌起居的地點、時間、路線,以及喜愛乘什麼車等。為了使執行人員能準確無誤地完成任務,潘漢年還必須搞到能辨認王斌的照片。

潘漢年剛剛接受情報工作,一切都十分生疏,想獲知這些情況談何容易!劉鼎雖係原來特科的情報人員,但因分工的關係,也隻是一般地知道姓名,職務而已,至於這位淞滬警備司令部中的督察長的具體行止、日常生活習慣也是不甚了了。再由於顧順章的叛變,原來和淞滬警備司令部有關係的情報人員,業已奉命轉移;現存的情報網係中,竟然連一個熟悉王斌的人都沒有,因此,想查明王斌的居住地讓、出入路線及其他每天必去的JL個場所,那真是比大海撈針還難!

潘漢年是從不向困難低頭的,這是他事業能夠獲得成功的基本條件。他挖空心思,尋覓辦法。最後,他希望能從上海通用的電話薄中找到王斌的名字,然後再通過巧妙的電話聯係獲知一切。可是當他打開電話薄以後方才想起,那時.上海許多人家的私人電話隻注明X宅,絕不披露真實姓名,更何況像督察長王斌這樣的人物呢!他在電話薄上至多登記“王宅”。或“王公館”。他粗粗統計了一,電話薄中注明“王宅”、“王公館”的戶頭竟多達數一百戶,遂隻好歎而搖首,放棄了這一作法。

潘漢年決不肯認輸,他又另辟新途,獨自苦思冥想,希望能從和督察長有關係的人和事方麵打開缺口。或許是老天不負有心人吧!他終於由國民黨當局查禁革命的期刊書報,想起了上海有關的書局經理為了活路,經常聯合宴請警備司令部的事情。進而又由此想到和自己關係較密的光華書局的老板張靜廬、沈鬆泉。最後,果真由張、沈二位老板的n中,探知了王斌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同時,他還獲知王斌早出晚歸,並無定時,因為他每天下班以後,晚上常去法租界xx路一家妓院,在那裏和其黨徒們接洽工作及納賄受賄。

潘漢年由此入手,很快偵知了王斌出入的路線和乘坐的包車―上海時興的那種人拉的黃包車。最後,他把所偵知的一切,包括設法翻拍的數張王斌的照片,一起交由康生負責的三科去執行。

三科有關人員又經過填慎偵察,選定在英、法租界毗連處的龍門路上實施全部計劃。一天中午,身著西裝的王斌坐在黃包車上,若無其事地翹著二郎腿,刁著進口的雪茄,穿行在狹窄而又喧囂的街頭上。黃包車剛剛進入龍門路,“呼”的一聲槍響,王斌當即死在了黃包車上。而三科中執行任務的狙擊手,趁著碎起的一片混亂,安全地轉移了。

自然,上海當天的晚報、次日的晨報,都用大字標題報道了這一特號新聞。除去記者那職業性的筆底生花之外,街頭巷尾的口頭文學則更是添枝加葉,有關王斌之死的經過,很快又有數個版本傳播在百姓中!

王斌被殺,以及有關王斌被殺的神乎其神的種種傳聞,對巡捕房中的高級華人偵探,對淞滬警備司令部中的職業特工和共產黨的叛徒,無疑是一種極大的震懾。 自然,也就收到了滅敵人之誌氣,長共產黨人之威風的一石二鳥之效!

潘漢年通過組織實施鎮壓王斌的行動計劃,深深感到必須在敵人營壘中重新建立起自己的情報網係。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有效地處決頑固不化的敵人,也才能有效地營救落入敵人手中的同誌。換言之,在敵人的核心機構中必須有我們可靠的耳目。

潘漢年雖說才轉入情報戰線,但他很快就掌握了一些常識性的規律。他知道若想在敵人核心機構中安有我們的耳目,途經之一就是利用反動當局的上層社會關係,把我們的同誌打入敵人的核心機構中去。如錢壯飛、李克農等同誌那樣,經辦敵人的核心機密大事;途經之二是利用各種手段-一主要是利用金錢收買和政治利害相威逼,把直接和間接參與敵人核心機密的人員拉過來,向我們提供重要的情報。潘漢年和劉鼎同誌相議多時,認為由於顧順章才叛變不久,把我們的同誌打入敵核心機構,並能親自經辦核心機密的可能性很小。 目前,隻有把目標選在將敵人核心機構中的辦事人員拉出來,並能在較短的時間內為我服務這點上。

潘漢年清楚地知道:選定了在敵人核心機構設耳目的方向以後,接下來的工作重心就是選擇敵人的核心機構。

當時的上海,國民黨當局有兩大機構是對付共產黨的。其一是國民黨的反共心髒一一上海市黨部組織部,是一個專門偵察和破壞地下革命組織的特務機構。自大革命失敗以後,他們對革命組織內部的變節分子、動搖分子,采用拉出來再打進去的辦法,充當他們設在黨的組織中的“內線”人物,達到誘捕中共領袖人物和破壞革命組織的目的。其二是設在上海公共租界中的巡捕房。由於中共地下組織大多設在租界裏,而中共中央的負責同誌也基本上住在租界裏,國民黨的特務機關妄想破獲我設在租界中的地下革命組織,或逮捕已為他們所掌握的中共要人,必須通過公共租界巡捕房執行,然後再引渡給他們。假如在以上兩個機構中設有我們的耳目,不僅能開辟新的情報來源,而且還能及時掌握這兩個機構破壞革命組織、捕人、引渡等各項機密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