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
1936年2月的莫斯科四處皆白，完全是雪的天下。偶而吹來一陣寒風，覆蓋在一幢幢高插入雲的塔形建築上的雪被，碎然之間被風掀起，大小不等的雪片，冰碴紛紛揚揚地飄，宛似天女撒下的銀色花片，煞是壯觀，好看
莫斯科火車站是十分熱鬧的，來自東方和西方不同膚色的旅客出出進進，把站前廣場上的積雪踩得死死的，而且已經失去了潔淨的本色，很像是一條潔白幹淨的大床單，踩上了無數個腳印一樣。它無力地承受著千腳踩、萬腳踏的沉重負荷，發出雜亂的“喀嚓，喀嚓……”的痛苦的呻吟聲。可它唯一報複旅客的辦法，就是把那些凍得抄手縮脖、或得意洋洋的男女當眾出醜，摔他們個仰麵朝天夕
隨著不算太多的進站接客人的人流，有一位戴著高級海獺皮帽，穿著狐皮大衣的中國人穿過候車室，昂首挺胸，目不斜視，大步走到了站台上。他俯首看了看左腕二的手表，為抗禦寒冷，遂不失身份地踱起了步子。有頃，擴音器中傳出了女播音員的親切的話聲：“接站的同誌、先生、女士們：請注意，由法蘭西駛來的客車就要進站了！……”這位接站的中國人駐步傾聽，從他的表情可知：因俄語太差，聽得十分吃力。待到播音一侯結束，他從容地放下遮住麵頰的狐皮衣領，我們方才認出：
“啊！他就是潘漢年。”
潘漢年於1933年夏撤離上海之後，安全地轉移到江西中央蘇區一工作。先後任江西蘇區黨中央局宣傳部長和贛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在1934年前後他兩次被派為中央蘇維埃政府和中國工農紅軍的代表，一次去福建，與蔡廷錯領導的十九路軍談判並簽訂停戰抗日協定；一次去廣東，與國民黨的廣東省政府主席陳濟棠的代表進行停戰談判，為和國民黨地方實力派建立反蔣抗日統一戰線作出貢獻。這兩次任務都是重要的，因為當時蔣介石軍隊已經包圍了整個江西蘇區，步步為營。但是由於王明路線和共產國際顧間李德都不讚成談判，所以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工農紅軍被迫進行長征。
1935年1月，遵義會議糾正黨的錯誤路線，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黨中央的軍事和政治的領導地位。會議完畢後，潘漢年同誌被派遣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進行聯絡。據潘漢年同誌和我（李一氓）說，由於路不熟，話不通，旅行是困難的。當時就由紅軍逮捕了一個販賣鴉片的商人，和潘漢年同誌一同關在監獄裏，由潘幫助同時釋放，這樣才由貴州到了上海，搭上了蘇聯船，到達莫斯科。”
當時的莫斯科，雲集著一批中共要人。除去中共代表團的負責人王明、康生以外，還有曾三、孔原、饒漱石、李立三、滕代遠等人。就說當年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歐陽新、吳克堅等戰友也來到了莫斯科。所以，這對第一次出國的潘漢年而言，有著一種到了家的親切感。他向遠離中國革命中心的同誌們介紹了國內的形勢，尤其是有關紅軍長征的情況。接著，他又向王明和康生報告了這次蘇聯之行的緣起和目的。同時，還如實地轉述了張聞天同誌代表黨中央和他的談話：
“中央研究決定，讓你和陳雲同誌一起離開部隊到白區去，在上海長期埋伏，並設法打通上海和共產國際的關係。我們現在和國際的聯係電台早已中斷了。你知道，我們同國際的聯係是至關重要的。你們如在上海聯係不上，就得設法到莫斯科去。總之，應當盡快地和國際打通聯絡線，向國際報告遵義會議的結果以及紅軍的情況。”
潘漢年於9月中下旬到達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已經結束。由吳玉章同誌推動，和王明等人共同起草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業已於8月1日公開發表，這就是影響中國革命進程的著名的《八一宣言》。潘漢年完成彙報任務之後的第一件工作，就是深入地研究有關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文件和《八一宣言》。接著，他一邊在蘇聯參觀學習，一邊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工作中去了。
這天清晨，中國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有關部門通知潘漢年：一位繞道法國來莫斯科的同誌，將於今天乘火車到達，請他到車站迎接。他聽後暗暗自問：
“這位來自國內的同誌是誰呢？”
他是胡愈之。
胡愈之，浙江上虞人，早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創建上海世界語學會；五四運動之後，又和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積極推進新文學運動；“五姍慘案”之後，他編輯出版《公理日報》，通過撰寫《五姍運動紀實》一文，抨擊帝國主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起草發表抗議國民黨當局的公開信。隨後，在通緝聲中流亡法國，入巴黎大學法學院學習，開始係統地研究馬克思主義。1931年回國，主編《東方雜誌》，並同鄒韜奮共同主編《生活周刊》。不久，應魯迅先生之邀加入民權保障同盟，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胡愈之入黨後，借從事救國會的活動，負責上層人士的統戰工作。不久，由《閑話皇帝》一文，引發出震驚中外的“新生事件”，胡愈之遂通過探望獄中的杜重遠先生，進而協助杜先生做東北軍人士的工作、從旁爭取張學良將軍聯共抗日，並取得了成果。他認為應該盡快把張學良決心抗日的情況向黨中央報告。但由幾上海的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已和黨中央失去了聯係，遂決定到香港去找直接領導他的宣俠文同誌。
宣俠文同誌是吉鴻昌烈士的入黨介紹人，時任華南工委書記。他聽了胡愈之同誌的報告，感到事關重大，也認為應盡快報告給黨中央。這時的華南工委和黨中央也失去了聯係，隻有通過法國巴黎的《救國時報》，才能與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閉聯係。所以，宣俠文同誌決定讓胡愈之經法國去蘇聯，直接向駐共產國際的中國代表團彙報。
1936年1月，胡愈之假充華僑商人，搭日本郵船去了巴黎。在巴黎得到《救國時報》負責人吳玉章同誌的幫助，替胡辦了去莫斯科的簽證。誠如胡愈之同誌所記：“我估計在莫斯科沒有一個熟人，但到廠火車站，唯一接待我的卻是潘漢年同誌。”
潘漢年早在“自稱創造社的小夥計”的時代，就認識這位長自己整整十歲的學者胡愈之。後來又在特科間接共事，並由張慶孚同誌介紹胡愈之為特殊―對內外都保密的黨員。因而，他們二人突然在莫斯科火車站相遇，真是大有“他鄉遇故知，不親也是親”的興奮感。接著，潘漢年把胡愈之帶到事先聯係好的旅館，安排好住處，方客氣地說道：
“你先好好地休息一下，需要我幫忙做些什麼，請盡管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