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權兵發嶺南掘塚覓寶的行動，再度引發了當地掘塚刨墓的風潮。當呂瑜的大軍撤出後，整個嶺南大地盜賊蜂起，無數雙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連綿的山岡野嶺，並絞盡腦汁四處訪鑿，希圖搜尋到連孫權大軍都無從探訪到的趙佗以及趙佗家族的墓葬。但讓盜賊們惱恨和失望的是，任憑他們怎樣地踏破鐵鞋也無處尋覓，輝煌的夢想無不一個個變成泡沫，化為烏有。
當曆史的長河跨越千年的時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嶺南台山一個叫黃葵石的農民，在廣州東山龜崗建房時，不經意地在其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國時期的古塚，從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銅器等多件隨葬品，同時還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樣的槨板。這一古塚的意外發現，立即轟動了廣州乃至整個中國學界，喚起了人們漸已淡忘的記憶，許多研究者認為這便是當年孫權派將軍呂瑜尋而未獲的南越國第二代王趙眜的墓塚。但有的學者在經過冷靜而深入的研究後，認為這座古塚隻不過是南越國某位高級貴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國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廣州郊外的山崗接嶺處深藏未露。於是，圍繞東山龜崗古塚是否是南越王墓的問題，在中國學界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爭論，論戰波及之廣，連當時最為著名的金石學家、國學大師王國維也卷了進來，從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對此墓屬於南越王的墓葬堅信不疑。
就在這場吵吵嚷嚷、各執一詞的論戰中，現代田野考古學由中國北方傳入偏南一隅的廣州，1931年廣州黃花學院的成立，標誌著嶺南地區現代考古學的萌生與開始。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廣州文物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意味著一個前景廣闊的田野考古時代的到來。隸屬於這個委員會的考古人員，以生逢其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淩厲之氣，將南越王趙佗的陵墓列為重點調查、探尋的對象。從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為期三十多年的風雲變幻中，考古人員根據漢朝陵墓大多遠離都城百餘裏的特點，結合現代田野考古發掘知識，判斷當年南越國的趙佗，也一定會承襲漢製，其陵墓不會建在廣州近郊，而應在稍遠的山巒深處。由此，考古人員依據這種推斷，將調查、探尋的目標重點放在了廣州城外遠郊縣區的荒山野嶺之中，並於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十年間，在廣州市郊34個地點發掘南越國時期的墓葬兩百餘座。但令這些新時代的考古驕子頗為沮喪的是，如此大麵積地探尋和發掘，依然未發現趙佗及其子孫墓穴的半點線索。
考古人員在廣州郊外尋找趙佗及其子孫神秘的墓穴
考古發掘的南越國時代文物
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現代田野考古經驗的積累，廣州市考古人員漸漸感到過去的推斷可能存在著失誤和偏差，也就是說南越王趙佗及其子孫的墓塚可能在廣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遠的山岡野嶺。在這種新思維的驅使下，考古人員遂調整方向和目標，開始舍遠求近，將重點放在城外近郊的調查和發掘上。1982年，時任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副主任並主管考古業務的著名考古學家麥英豪，率黃淼章、陳偉漢、冼錦祥等幾員虎將，在廣州城北門外一個叫象崗的小山包中，發現了一個規模較大的墓葬，這個墓葬的發現使麥英豪等人異常欣喜，認為可能與趙佗家族的葬所有關。但當他們實際發掘後，才確切地得知，此次發現的隻是漢朝王莽時期一個早已被盜過的貴族的墓葬，考古隊員們再次由欣喜轉為沮喪，對象崗這個小山包的探尋漸漸失去了熱情，並將勘查地點移到他處。
這個時候的麥英豪及其手下的幾員虎將們尚不知道，就在離他們的發掘現場僅有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著他們晝思夜想、苦苦探尋的千年隱秘。
有道是，虎去山還在，山在虎還來。一年之後，麥英豪等人再度重返象崗山，而這一次到來，等待他們的將是那千年隱秘的揭開以及整個嶺南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