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風俗畫角度析汪曾祺《受戒》的美學風格
師從沈從文的汪曾祺長於在其由“寫實的嚴謹與寫意的空靈交織成的優美文字”的鄉土抒情小說中，展現給讀者一幅幅清雅恬淡、寧靜通脫的江南風俗畫及蕩漾其間的縷縷人情美和悠悠人性美。《受戒》這一老作家在花甲之年以“一個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來寫的”“四十三年前的一個夢”的短篇小說力作，則著重在不和諧中追求和表現和諧美，從而在清麗的風俗畫中吟詠了一曲素樸的人情美與人性美的讚歌。
汪曾祺是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和浸染的。中國傳統文化以中和主義為根本精神，相應地，中國古典美學也以和諧美為主要特征。儒家力主在禮的節製下達到人與社會的和諧，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道家，尤其是其“首席代表”莊禪，則立意於超脫和絕對自由中覓得人與自然的和諧。《受戒》便在某種程度上體現了這種傳統的、古典式的和諧美。《受戒》中古樸清麗、寧靜淡遠的江南鄉鎮風俗畫與其中最美的一處風景--人，不論是生活在世俗中的在家人，還是本當脫俗的出家人，尤其是可愛的小和尚明海與清純的村姑小英子間情竇初開、兩情相悅的戀情，都是那麼的和諧一致。這些論者言及頗豐，筆者不想贅述。需要強調的是，這一切與封建禮教和佛教戒規又是那麼的不和諧，而小說正是在這幅世外桃源般的與禮教、佛教不和諧的獨具特色的風俗畫表層下追求並表現了深層的和諧美，體現了人道對神道的否定，健康向上向善的人性對禁錮人性的反叛，給人以充分的審美感受和豐富的審美聯想。從這一層麵考察，我們也可以認識到，汪曾祺批判地繼承了傳統的和諧美，並賦予其新的內容，而絕非簡單地重複。
我們先來看看作家筆下獨具特色的風俗畫中重要的一景--菩提庵與佛教戒規的種種不和諧處。小說開篇即寫到了“寶刹”名字的不和諧：庵本來是住尼姑的，可這和尚住的地方不叫廟，偏叫庵，而且被訛叫成“荸薺庵”，甚至“連庵裏的和尚也這樣叫”。明子出家也絕非出自對佛教的篤信與虔誠，而是緣於“他的家鄉出和尚”。因為當和尚有好處，“一是可以吃現成的飯”，“二是可以攢錢”。明子出家時的那身打扮也叫人忍俊不禁：他上身穿的是改小了的舅舅的和尚短衫，“下身還是在家穿的紫花褲子”。作家在以淡淡的幽默定好基調後，又以輕靈的筆法牽引讀者隨著明子走進了菩提庵，一同領略了這個“無所謂清規，連這兩個字也沒人提起”的佛門淨地與“佛”字更多的不和諧處。這裏不興做什麼早課、晚課，明子的三聲磬就全給代替了。五個和尚中，以佛教標準來衡量，相對最“合格”的老和尚的表觀也難盡“佛”意，他雖然整天“一聲不響地坐著”，可從不見他念佛，他雖然吃齋，但過年時除外。不具備一條自己所說的當一個好和尚必需的三個條件的仁山卻是“當家的”，光聽這對方丈或住持的叫法，就能感受到撲鼻而來的極濃的世俗味。不過，看了下文，也就覺得再和諧再確切不過了，因為他的工作不是主佛的，而是管好那夠他忙的三本賬。此外，還有那有老婆的二師父仁海和聰明精幹、會唱本土異鄉眾多情歌且有“不止一個”相好的三師父仁渡。與五個和尚常來常往的是一個收鴨毛的和一個打兔子兼偷雞的“正經人”，他們在一起常幹的事是打牌賭錢，甚至在“三缺一”時，連老師叔也要被拉出來。他們不但不吃齋，而且“吃肉不瞞人”，殺豬時，“一切都和在家人一樣”，隻是多了一道儀式，由老師叔“神情很莊重”地給“即將升天的豬念一道‘往生咒’”。在作家以詩化、散文化又輕快暢達的語言勾勒的與佛教清規戒律極不和諧的和尚日常生活百態圖中，我們感受到的不是宗教對人的異化，而是與追求自由、天然的人性美合拍的真真切切的和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