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文學最簡單、最正確的定義應是“利用詞句使想象力活動的技術。”維蘭德[1]在給梅爾克的一封信函中，足以確證此定義。他說：
我隻為文中的一小節就花了兩天半的時間，原因隻為沒找出一個恰當的詞，整天總在這方麵思索。這當然是因為我希望能像一幅繪畫一樣，把我眼前浮現的確定視象，原封不動地搬到讀者麵前。此外，正如你也知道的，在繪畫中，即使一筆一畫，或光線的明暗，甚至連一個小小的反射光，也常會改變全體的旨趣。
文學所描繪的材料，由於讀者的想象力，而帶來某種方便。也就是說，這些經過精致筆觸細密加工的文學作品，最適於某人的個性、知識、情緒，自然就會刺激他的想象力。相同的詩或小說，因讀者個性及其他方麵的差異，感觸就會大異其趣。
但是，造型藝術（繪畫、雕刻、建築等）則沒有這種方便。它必須靠一個形象，一個姿態來滿足所有的人。在這形體之中，往往以不同手法，主觀的或偶然的附帶上藝術家或模特兒的個性特征。當然，這些附帶物越少越具客觀性，也越能顯示這個藝術家的天才。
文學作品之所以能比繪畫、雕像有更強烈、更深刻的普遍效果，以上所述，就是重要原因之一。一般人對繪畫、雕刻，反應冷淡，因此，造型藝術的效果也甚為微弱，一些大畫家的作品，往往出現在隱僻的場所或為私人所收藏，那不是被人故意地隱匿或當作珍品般藏之名山，而是一向就不受注意，也就是說從來都不曾顯示它的任何效果，隻是偶然地被人發現而已。
從這個事實來看，我們不難了解造型藝術的效果為什麼這麼微弱了。1823年，當我在意大利的佛羅倫薩時，發現拉斐爾的畫作《聖母畫像》，那幅畫長年掛在宮廷婢仆家的牆壁上，這件事竟發生在素有“藝術王國”之稱的意大利，能不令人慨歎？因此，更可證明，造型藝術很少有直接的效果，並且也足以證明藝術的評價，比其他一切作品都難，也需更多的教養和知識。
相反，動人心弦的美麗旋律，卻能遍曆世界，優美的文學也可為各國國民爭相傳誦。富豪顯貴是造型藝術最有力的靠山，他們不但能花費巨資購買名畫，對有名的古代大師的畫，也當作偶像頂禮膜拜，有時甚至不惜拋棄廣大土地的代價，全力求得。因此，傑作越是難得一見，持有者也越覺得值得誇傲。
其次，外行人欣賞藝術作品時，隻需花一點兒時間和努力，當下一瞥就看出所畫的是什麼東西，因此，藝術作品不受一般人重視。不像品味文學作品，需要瑣碎的條件，音樂也一樣。所以，沒有造型藝術也無妨，例如，回教諸國，任何造型藝術都沒有。但文學和音樂，任何文明國家都有。
文學的目的是推動我們的想象，給我們啟示“理念”，換句話，就是以一個例子來表示“人生和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所以，文學家的先決條件是，洞悉人生和世界。由他們見解的深淺，來決定作品的深度。
理解事物性質的深度和明了程度，可區分出很多等級，同樣，文學家的品類也很多。其中大部分都以為他已把自己所認識的非常正確地描寫出來，和原物殊無二致，認為自己是卓越、偉大的作家；或者，他們閱讀大文豪的作品時，也覺得他們的認識不見得比自己多，不見得比自己高明，滿以為自己也可躋入名家之列。這就是他們的眼光永遠不能深入堂奧的原因。
第一流文學家能知道別人的見解為何淺薄，也能知悉其他人所看不到、所描寫不出來的東西，更知道自己的眼光和描述究竟在什麼地方比別人進步。他也知道自己是第一流的文學家，那些淺薄的人無法了解他們。
因此，真天才、大文豪，往往要陷入一段長時期的絕望生活。能中肯地評價一流作家的，本身已不平凡，這種知音太難得了。而平庸的文人又不尊重他們，正如他也不尊重平庸文人一樣，所以，在未得世人的稱讚之前，隻好長久地過著自我欣賞、自我陶醉的日子。然而，世人又要求他們應該自謙，連自我稱讀都受到妨礙，就這樣，知道自己的長處和價值的人，和那些毫無所知的人，無論如何總是談不攏。
偉大就是偉大，不凡就是不凡，實在不必謙遜，如果從塔的基底量起至塔尖是三百尺，那麼從塔尖至基底也應該是三百尺，不會少一絲一毫。古來的名家如賀拉斯[2]、盧克萊修[3]、奧維德[4]等從不菲薄自己，都說得很自負，近如但丁、莎士比亞，及其他許多作家，也莫不如此。不了解自己的偉大所在，但又能產生偉大作品，天下絕無此理。謙稱自己無價值，隻是那些絕望的沒有能力的人，用以勸慰自己的歪理。
某個英國人說了一句話，乍聽有點兒滑稽，但蘊含至理，他說：
merit（價值）和modesty（謙遜），除頭一個字母相同外，再無共通之點。
我常常懷疑，大家要求謙遜的想法是否正確。
柯爾紐更直截了當地說：
對虛偽的謙遜，不能寄予太大的信任。我知道自己的價值，別人也信任我所談的事情。
歌德也不客氣地說：
隻有無用的奴輩才謙遜。
我們也可以說，口頭上經常掛著“謙遜！務必要謙遜”的這類人才是真正沒出息的人，才是完全沒有價值的奴才，是人類愚民團的正牌會員。因為，隻有自身有價值的人，才會了解他人的優劣所在。當然，這裏所稱的“價值”是指真正而且確實存在的價值。
我真希望全世界那些不學無術，沒有任何特長的人完全不存在。這些人一接觸到他人的眼光，就恍如置身拷問台一般，蒼白的、青黃色的嫉妒火焰啃噬著他們的心。因此，他們想剿滅得天獨厚的人，如果，很遺憾，非讓他們生存不可，也盡量設法隱蔽或否定他們的特長，不，應該說要他們放棄自己的特長。
我們耳邊所以經常響起對謙遜的讚美言辭，道理在此。謙遜的讚美者，一遇到具備某種真價值的東西出現，就會把握機會，想盡辦法使它窒息，或者阻遏它，不讓我們知道，誰又會懷疑他們的居心呢？因為這正是對他們的理論的實習。
再說，文學家也像藝術家一樣，雖隨時隨地給我們提示的是個別的事物和個體，但他所認識的以及欲使我們認識的是“柏拉圖式的理念”，是全體種族。因此，他所描繪的形象中，表現的是人的性格和境遇等的“原型”。敘述故事的小說家和戲劇家，就是從人生擷取個別的事物，精細地描寫他的個性，由此給我們啟示全部人生。
當然，他們所處理的事情，外觀上雖是個別的東西，實際上卻是在任何時代、任何角落都存在的事情。文學家，尤其是戲劇家的詞句，不但可當作一般格言，在實際生活中往往也非常適用，其理由即在於此。文學和哲學的關係，猶如經驗對實驗科學的關係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