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這一時期，潘漢年受“左”傾盲動主義的影響，在他所主編的刊物上和他自己所寫的文章中，不斷向反動勢力發起攻擊，不大講究鬥爭策略，出現了擴大打擊麵的偏頗。
在這前後，上海左翼文壇爆發了和魯迅先生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潘漢年受這種特定的偏頗思想的主宰，也操筆上陣、參預了攻擊魯迅先生的論戰。當時蘇聯和西歐各國無產階級文學的活躍，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高漲，給了中國革命家以推動和鼓舞。於是，從1928年1月起，經過整頓的創造社和由蔣光赤、錢杏郵等組成的太陽社，在《創造月刊》、《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上，正式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倡導。但是，由於這些無產階級文學的倡導者們，大多處在由小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轉化的過程中，他們一時還未能較好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思想上有片麵性、絕對化、以革命的化身自居等毛病，因而不僅在當時革命形勢的分析上發生錯誤，而且在他們的文學主張中也夾雜了不正確的觀點。再由於他們當時受黨內因失敗而抬頭的“左”傾思想的影響，對當時中國社會性質、革命任務等認識不清楚，把批判的矛頭錯誤地對準了魯迅先生。他們不但把魯迅當作“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說魯迅是“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他們還把批判的矛頭指向了茅盾、葉聖陶、鬱達夫等人。
魯迅先生等人也絕不示弱，邊沉著應戰，邊研讀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一場曠日持久的論戰越戰越酣。
在這場關於革命文學的論戰中，潘漢年的偏頗思想充分暴露出來。他和其他“創造社”的激進青年作家一樣，對魯迅先生也同樣不夠理解和尊重。在他主編的《戰線》第一期上就發表了攻擊魯迅的文章……建國以後，他回憶起這場對魯迅先生的錯誤圍攻，十分沉重地說了如下這段話：
可惜一直到左聯成立之前，沒有被“左翼”文壇所認識。說明那時“左翼”文壇不僅馬列主義理論墓礎薄弱的可憐，而且是如何粗心浮躁，好長一個時間把魯迅當作鬥爭的對象，當時身曆其境的文化工作者（如我自己），今天認真學習與研究餐迅的思想，進行檢討，提高認識，是有重大意義的。
與這場文學革命論爭的同時，潘漢年的戰鬥精神和活動能力，逐漸地為更多的同誌所了解和讚賞，並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有關部門領導人的注意。
陽翰笙回憶：“創造社是個很有影響的文藝團體，但黨員很少，郭老又要離去，黨的力量顯得薄弱。在‘四……二，之後，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很厲害，在這種條件下，公開的宣傳活動有困難，周恩來看到了這個問題，就指示郭沫若，應該在創造社中加強黨的力量，多調些人去，把黨的組織發展起來，使之成為一個堅強的戰鬥堡壘。”而郭沫若又把周恩來交辦的這項重任交給了潘漢年、陽翰笙和李一氓。
潘漢年為了落實周恩來的這一重要指示，首先和陽翰笙、李一氓成立一個黨小組，以此為核心，在創造社內有意培養和發展中共黨員。像創造社中的馮乃超、李初梨、彭康、朱鏡我、李鐵聲、王學文等同誌入黨，都凝聚著潘漢年的心血。
這時，太陽社中的蔣光赤、阿英、殷夫等二十餘名黨員編為兩個黨小組。由於創造社和太陽社及出版部都在北四川路一帶，很多文化人―包括魯迅先生和赴日前的郭沫若都住在附近，因此，區委遂將這三個黨小組編為第三街道支部，潘漢年出任支部書記。公平地說，時年隻有22歲的潘漢年能把這幾十位黨員團結在一起，並較好地完成上級交給的有關工作，這個支部書記當得是有水平的，而且也是不容易的。
接著，時任江蘇省委書記的李富春把第三街道支部改為文化支部，仍由潘漢年擔任支部書記。從此，潘漢年在李富春的直接領導下，負責溝通同文化界各方麵的組織及成員之間的聯係，以貫徹黨的思想文化路線和方針政策。不久，李富春根據上海文藝界形勢的發展，決定在省委宣傳。部下麵成立一個文化黨組，並指定潘漢年為文化黨組書記，全麵擔負起團結和領導左翼文化界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