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漢年敏銳的思想和組織才能，被更多的中央負責人所了解。到1928年冬天，中共中央決定：將原屬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文化黨組劃歸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仍由潘漢年擔任黨組書記。也就是從這時起，潘漢年的組織關係轉到了中央的一個直屬支部。他的生活費用也改由組織直接供給，從而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職業革命者。
1929年，“六大”以後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李立三回到上海，分管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他根據形勢的發展，將隸屬宣傳部的文化黨組擴大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依然任命播漢年為“文委”第一任書記。
時年不足24歲的潘漢年，肩負著黨的文化工作的重任，這足以證明黨對他寄予了很大期望。
1929年秋冬之際，中共中央有關領導分別向上海文化界的黨內同誌提出：停止與魯迅的論戰，團結魯迅，尊重魯迅，準備成立文藝界的革命群眾組織。
馮雪峰在回潘漢年的談話中，說：“據我所知，1929年下半年，潘漢年是做黨中央宣傳部幹事，到1930年春天他還兼任文委書記。記得是在1929年大概10月11月間，潘漢年來找我，要我去同各迅商談成立左聯的問題。他同我談的話，有兩點我是記得很清楚的：一、他說黨中央希望創造社、太陽社和魯迅及在替迅影響下的人們聯合起來，以這三方麵人為基礎，成立一個革命文學團體。二、團體名稱擬定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看魯迅有什麼意見，‘左翼’兩個字用不用，也取決於魯迅，魯迅如不同意用這兩個字，那就不用。”
潘漢年是一位組織原則很強的共產黨人，他曆來對黨中央的決定堅決付諸實施。他除去請有關人士向魯迅先生傳達黨中央的決定，並征詢其意見外，他還分別做創造社和太陽社有關同誌的工作。
潘漢年清醒地認識到：如果把論爭長達近兩年的幾個文學團體凝聚在一起，變成一個進行反文化“圍剿”的戰鬥集體，必須首先在思想上真正做到放棄偏見，團結對敵。而若想做到思想上真正的統一，必須進行自我批判，心悅誠服地多做自我批評。為此，他帶頭在《現代小說》三卷一期上發表了《文藝通訊》一文，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革命文藝家應該寫哪些題材，坦誠地發表了意見。
潘漢年由於還要聯係成立其它革命的社團組織，沒有參加左聯籌備組的具體工作。但他作為中共中央宣傳部的代表，曾多次與會指導整個籌備會議的進行。有關左聯的綱領、發起人名單、組織關係草案擬出之後，他不僅親自審閱，提出意見，而且還派專人報請魯迅先生審定。當他聽說魯迅先生不同意封給他的“主席”或“委員長”的這類名稱，隻是“做力所能及的工作，盡力多做”以後，遂和左聯籌備組的有關人士商定，設執行委員會，實行集體領導；當他聽說魯迅先生看見左聯發起人名單中沒有鬱達夫的名字，並獲知鬱達夫最近情緒不好，也不經常和一些朋友來往後，當即表示同意魯迅先生的意見，並請有關同誌去商請鬱達夫參加。總之，潘漢年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誕生，真可謂是竭盡忠誠和力量了！
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華藝術大學宣布正式成立。雖說由於防止敵人搗亂和破壞，沒有更多的人參加大會，但它卻永載中國現代文學史史冊。在左聯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發表了有名的演講：《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潘漢年也發表了事後刊於《拓荒者》上的文章：《左翼作家聯盟的意義及其任務》。這篇文章對左翼文化界提出了中肯的要求，是一篇研究左聯的十分重要的文獻。
與此同時，潘漢年還親自領導，於左聯成立以後不久，又相繼成立了“社聯”、“劇聯”等革命的社會團體。
我們可以想見，時年剛滿24歲的潘漢年，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裏，就通過具體而又細致的思想工作和組織措施，把文藝界互為對立的社團化消幹戈，緊緊地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把鬥爭的鋒芒對準共同的敵人，需要付出多少心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