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們又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慨：像魯迅先生這樣卓有成就的文壇宗師，且又長潘漢年整整25歲，為什麼能放棄私見，胸懷坦蕩地和攻擊自己的人握手言和，毫無保留地支持播漢年籌備左聯？這除去真理和信仰的力量外，恐怕還有潘漢年那獨有的人格魅力在起作用。當我們再想到若幹年後潘漢年蒙難受侮之時，這些左聯的戰友不怕株連，自願洞開家門，歡迎他這位受難者逸享友誼的溫暖，這就更加證明他人格魅力的巨大力量！
潘漢年早就說過這樣的話：“我喜歡寫作，但我不想成為什麼家。”這一方麵說明他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麵他在革命的實踐中，逐漸看到了自己還有比寫作更能貢獻於革命的長處―那就是他的社會活動能量和超乎常人的組織能力。同時，中共中央的負資同誌也知人善任，有意拓寬潘漢年的工作範圍，就在“左聯”成立的前夕，中共中央指示潘漢年發動魯迅、鬱達夫、柔石等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他先後被選為執行委員和宣傳部的常委；是年春夏之交，潘漢年又根據新的江蘇省委書記李維漢同誌的指示，很快把“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左聯”、“社聯”、“劇聯”，以及上海的“工聯”，一起聯合起來，成立了“中國反帝大同盟”，並出任“中國反帝大同盟”的黨組書記。
但是，與潘漢年的組織能力和社會活動能量相較，他的馬克思主義的修養以及對中國國情的認識，卻顯得有些蒼白了。大革命失敗以後，相繼出現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傾路線的統治時期，潘漢年不僅沒有看到這三次“左”傾路線更迭的國際背景和曆史原因，他還在所負責的部門自覺或不自覺地執行了“左”的政策。同時，由於黨內受斯大林肅反擴大化的影響，普遍執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的鬥爭方法，在潘漢年那固有的溫情色彩很濃的思想深處，首次留下了可怕的陰影，逐漸使得他懼怕黨內鬥爭，有意回避矛盾―尤其是涉及到自己的間題時，傳統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漸漸抬頭，遂又形成潘漢年悲劇性格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特定的曆史條件下，終於導致了潘漢年的政治悲劇。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主管的部門中，集中了極有個性的民族精英，卻很少執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這一套。無論是從現存的曆史文獻中，還是從這些學者名流寫的回憶錄中，都很難找到潘漢年打擊迫害文友和同誌的例證。
正因為潘漢年有著待人以誠的個人品質，他的人格魅力越發地突現出來，把眾多的而又相互對立的文人學士團結在他的周圍，根據黨的要求，各自貢獻著自己的力量，同時，也正因為潘漢年巧妙地回避了擴大化的黨內鬥爭的傷害，他的超乎常人的社會活動能量和卓越的組織才幹，就更容易為眾多的同誌所認識。因此，在黨內幾次你上我下的大換班中，潘漢年不僅沒有遭到新上任者的清洗，他的政治地位卻穩步上升。他從1930年10月調離文委始，先後到中共中央辦的地下報紙《紅旗報》、黨刊《真理》等喉舌機關工作。也就是在這段工作之中，他得以結識李立三、關向應、王明、博古等中央負責人，並給這些中央負責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待到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共產國際的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人奪權上台以後，潘漢年被任命為江蘇省委宣傳部長。
待到1931年的4月，中央特科的主要負責人顧順章突然叛變了，遂又把播漢年推到了黨的隱蔽戰線上。從此，他為黨的情報工作嘔心瀝血，並建立了豐功偉業。也正是這些值得後人樹碑立傳的特殊功勳，又導致了建國初年潘漢年政治生命的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