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06H~20世紀前半期，中國經曆了三次由革命催生的政權興替，而三次的形式明顯有別，以共和取代專製，打倒北洋軍閥、推翻北京政府、建立統一的國民政府，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可分別標名為進入民國、統一易幟和迎接解放，作為主體，則是由臣民變為國民，進而公民，再進而人民，至少在今人並不一致的觀念裏，與曆來改朝換代不同，有著政體、國體、社會性質等分別。而親曆其事的各色人等，大都未必有這樣理性概括的認識，他們的直觀感受與緣自立場、身份、思想不同而來的差異相混雜，心境隨著情勢的展開變化而波動，言論行事與後來者的看法固然不盡相同，與他們本人事後的回憶解讀也往往有所出入。不過，三次政權鼎革的形式內容有別，又會在他們的心路曆程中留下烙印，而顯示出心境與行事的差別。這些形形色色的親曆者如何度過席卷而來的革命浪潮，進入新政權、新時代，經曆三次政權更迭者的思維行為有何異同，既關乎對革命進程的理解，也有助於對新政權及其命運的認識，頗可玩味，值得考究。其間還有抗日戰爭時期的淪陷與光複，對於政見立場不同的人而言，雖然感受態度各異，也都要經曆政權更替的考驗。
三次由革命引發的政權更替以辛亥革命和民國創立為肇端，雖然遜清王室依然存在，少數人自願堅持或不得不繼續臣子的身份，大多數社會成員則因此由臣民變為國民。這樣的變化，在親曆者魯迅後來文學作品的描述中，顯得有幾分滑稽，而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一段時期內更是貶為僅僅換了一塊招牌。殊不知打落皇冠固然不易，摘掉臣民的枷鎖，也絕不僅僅是剪掉一條辮子那樣輕而易舉。當然，也有皇冠是否非打落塵埃不可的重新思考。按住親曆者順時序展開的喜怒哀樂的脈動，可見曆史的發展並非先天注定的宿命，相關史事遠比今人所認為的更加豐富多彩。
以各類親曆者的所見所聞為視角，自然有以何種材料為憑借的問題。考慮到即時性與連貫性，應循兩條準則：一是取材以日記為主，輔以書信、年譜、文集等其他文獻；二是時段以政權更替的時間為限，本篇即定為辛亥、民元，前後僅作背景式伸展，以便理解日記主人及其所記之人事。這並不意味著全然相信日記便是信史，中國日記種類繁多，內容複雜，所謂日記是人們內心世界寫實的說法，不無可議；也不表示依據日記即可反映整體及各個部分的普遍狀況，而是以此為據，既可以掌握一定的脈絡，不至於散漫無序，又兼顧各人的獨有，不必強行歸納，能夠從具體細微處顯現隨著時勢變化因人而異的心路曆程，豐富曆史的細節（前賢甚至以為曆史是由細節決定的），呈現本來的複雜，減少概念化的誤判。
盡管相對於此前，晚清民國是目前所知留存日記最多的時期，可是有條件和能力記日記的，在全體社會成員中畢竟不占多數，願意並堅持寫日記的更少，能夠留存下來又幸而公開麵世的，則少之又少。有的人好記日記，偏偏辛亥、壬子兩年的不見蹤影，如劉大鵬、朱希祖、周作人、顏惠慶等；或是兩年當中僅有一年的日記傳世，如沈家本、汪榮寶、胡駿等；甚至僅存的一年也殘缺不齊，如蔡元培、張元濟、錢玄同等。有的人雖然記日記，也保留下來，可是內容過於簡略，或僅僅如流水賬般記事，或多記身邊私事及自己有興趣的某一類事。參酌其他各類資料以研究主人的生平活動，不無價值，用於本題，則不易展開。如徐世昌在這一曆史時期的許多重大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他的日記不動聲色到了不著痕跡的地步。繆荃孫的日記更是幾乎不涉時事，即使在學問方麵也隻關注文籍版本等事。[1]還有的日記雖然保存，可是整理者以為隻是斷簡殘篇，無從錄要，因而隻將較為完整的部分刊出，如餘肇康、張棡等，零星的則付諸闕如。實則視角不同，看法估價各異，曆經歲月磨難，能夠留存下來實屬不易，最好不加選擇，和盤托出。
有的文獻，顯然依據日記寫成，如王錫彤的《抑齋自述》，而遣詞用字，已多後來修改的痕跡，用於記事敘事，尚可參酌使用，要想顯示順時序展開的心路曆程及態度，就很難如實貼切深入。這樣的情形在《朱峙三日記》後加的每年題記部分也反映明顯，不與原文參照，不宜直接作為當時的記述引用。溫世霖的《昆侖旅行日記》，賴清健的《庸叟日記》，顯然經過本人或他者的整理，摻入一些後來的觀念意識。至於《曆代日記叢鈔》收錄的《梅川日記》、《中國革命日記》、《武昌起義日記》等，或不過筆記的變形，或是後來逐日記錄革命進程中的大事，形同日誌，或是事後根據記憶及時勢重新編寫，不無記事之功（當然也須勘驗），但至少不能如實反映當時事主的見聞心境。所以，本文較多征引的日記，未必是由於其人其事更加重要，而是因為大都為當時的直接記述（偶有事後不久的補記），不受後來時勢變化的影響，而且所記事實較詳，吐露心跡較顯，可以多層麵了解在曆史的進行時各色人等的行事及其心境。
前人好將《越縵堂日記》、《緣督廬日記》、《湘倚樓日記》以及《翁同龢日記》並稱為“晚清四大日記”，所謂“四大”，無非指其時間長、牽涉廣而記事多。其實，無論從哪一方麵看，與之相伯仲甚至超越其上的日記不在少數，此說反映前人所見相當有限。尤其是如果不以軍國大事或學統地位為準則，可以列入“大”的行列的日記並不罕見。好記日記留作史料的胡適，也喜歡看日記，所看過並且相當重視的《朱芾煌日記》和《湯爾和日記》，就是研究辛亥、民初的重要史料，可惜至今無由得見，不知是否尚存於世。《蔣維喬日記》於清季民國時期的許多大事要人均有關聯，甚至成為研究相關者（如張元濟）生平活動的重要依據，30年前曾經閱覽摘抄一過，一直等待刊行，仍然不能如願。至於偶爾露出一鱗半爪的陳慶年（橫山鄉人）、柳詒徵、傅增湘等人的日記，不知何時可以得見全豹。
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而人物和史事都是不可重複的，從根本上說，歸類不過是圖個方便。[2]無論如何分類，總是無法完全恰如其分。經曆清季民初政權鼎革的人們林林總總，可以從年齡、性別、政見、地域等不同方麵加以劃分。本書各章節所取社會身份，不過是相對而言作為方便名詞而已。若以為放在一處便是同一類人，可以無視差別，非要求出普遍一致性，則勢必緣木求魚。因為在看似相近相同的身份之下，他們仍然是因人而異的不同個體。盡管勉強可以說各有一定的代表性，還是必須小心謹慎，充分自覺輻射覆蓋的有限。諸如此類的個案，隻能說史上有其人其事，不能說所有類似者均如此人此事。即便一些人的為人行事可能大體相近，也不宜過度放大。因為曆史人事均為個別，不能強同，全同之處即無從寫史。不過，史事的記載和史料的留存，本來就是殘缺不全，非要巨細無遺地統統網羅，同樣無史可究，也就無史學可言。要想從心所欲而不逾矩，拿捏得當至為關鍵。這也是史學仍然藝術而不能完全科學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