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日記存世者，大都是時代舞台上的要角，他們的思想言論活動，在各自的傳記或相關專題研究中，已經是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日記則是必不可少的征引材料。不過，還是有些相對而言的小人物，言行或日記未必能夠進入正史論述征引的範圍，又沒有個人傳記；有的人物前後顯達出名，而在政權更替時期則無名於時；有的在其他專門方麵頗著時名，卻與時政關係不大；即使那些呼風喚雨、引領潮流、占據曆史中心位置的名流顯要，個人的經曆感受也不可能全部涵蓋在研究者的關注範圍，因而不僅一般通史、斷代史和專史，即使在專題研究或傳記中，也難免大量流失。借著性情政見千差萬別的日記主人們的身手耳目，順著曆史的進程重新經曆一番時代風雲的變幻，深入體察革命時代的波譎雲詭之下，形形色色的不同人等是如何麵對巨變，適應形勢，調整自我，在進入新時代的過程中設法立足存身，以致有所施展發揮，一方麵可以補充大曆史的視野所不及，豐富曆史的影像，更為重要的是，有助於改變認識曆史的方式，還原作為曆史主體的人的差異與活躍之於曆史和史學的應有之義。
大曆史的許多價值評判，是後來的總結認定，各自的立場政見觀念難免影響對於史事的取舍褒貶等判斷，加之所用理論架構多是後出外來，與本事有所隔膜距離。辛亥時期，中國的知識與製度全麵轉型，造成天翻地覆的變動，在整個中國曆史上，隻有周秦、唐宋可以與之相比。今日中國的許多問題，均由此發生演化而來。時代變動的加速使得逆上去的認識與順下來的實事之間，存在形似而實不同的交集，難以認識清楚。辛亥以來逐漸展開的各種社會問題，往往並非今人所能體會了解。即使用後出外來的觀念架構進行分析判斷，首先也要對順時序發生演化的曆史各層麵有所把握認識，才能避免強古人以就我的誤讀錯解。親曆者不能預知後來的發展變化，不可能預設各種後出外來的架構觀念，因而也不會按照諸如此類的觀念架構進行思想和行事。而在沒有這些觀念架構的情形下，他們各自有其一定的思維行為準則方式，形成曆史發展豐富多彩、捉摸不定的取向和變數。曆史進程的展開和他們逐漸接觸或進入其中的感受，與後來人的認識不盡相同，而為把握現狀、展望未來所不可或缺。
曆史的規律體現於事實的無窮聯係之中，因而史學本質上可以說是敘事而非說理，有理也要通過還原史事的敘述來展現。今人所受教育訓練，少讀書而多讀甚至隻讀教科書，治學之際又往往為寫書而翻書即找材料，所著書實際上多為史論，而非重現曆史，即便敘事，更多地也是對曆史的看法，不能簡單地等同於曆史。可是，或許已經習慣於教科書式的曆史敘述，習慣於史論性的曆史評價，雖然知道並且時時征引事實勝於雄辯的格言，本質上首重求真的史學，在實際情形中天平也每每倒向雄辯。生命之樹常綠，理論永遠是灰色的，這一箴言本身就顯得相當灰色。近代以來學人好講科學方法，可是所標舉的歸納與演繹，本來不過是邏輯方法。在以西方為科學標準的背景下，或者說認定西方就是科學的觀念主導下，邏輯方法才演化為科學方法的同義詞。而在歸納與演繹之間，鼓吹科學方法的學人又著重於前者，這樣一來，很容易造成史觀先導的曆史認識和表述。而思想再發達，在豐富生動的史事麵前仍然是蒼白無力的。回複到史學依時敘事的原生功能，或許可為再現精彩的起點。
概言之，從親曆者各自的耳聞目睹體驗來探尋曆史的發生演化，至少有如下相互牽連的幾點作用：
其一，協調大曆史與個人視角的歧異。大曆史敘述必須將差異約化，能夠容納並且反映的個人視角極為有限，即便有所提及，也往往是出於舉例舉證的需求，必須服從大曆史敘述的整體架構。甚至獨立的人物傳記，因為背後實有大曆史架構的約束，也不過更為詳盡的例證而已。從個人視角所見，角度多樣，視野各異，豐富多彩，少有框縛，許多在大曆史架構中無法安放得宜者可以發出聲音，以免所謂失語，各自的見聞與大曆史觀念有合有不合，不僅能夠豐富大曆史的敘述，而且可以調整偏誤，避免呆板。
其二，校正後設架構與循序演進的視差。治史麵對的是今天以前的過去事，而且大都已經沉澱，很難完全避免由結果看前事。而在實際進程中，親曆者並不知後事如何發展，各種選項以及可能的變數甚多。各人耳聞目睹時局時勢的千變萬化，心境恰如坐過山車一般跌宕起伏，借此可以感同身受地體驗未知前景結局的演變，改變後人預知結果的必然與注定。
其三，平衡類像與單體的異同。寫一般人的曆史或小曆史，往往存在係統性資料不易得的困擾。常見的處理辦法是借鑒社會科學的理念方法，將人群分類合並，進而將零散的分別記載當作同類材料，用以描述各類人群的相似意識行為。可是此法有兩個未經證明的先驗前提：一是將同類人群視為一體，實則曆史上所有的人事各異，不可能存在兩個完全相同的人或兩件相同的事；二是假定零散的材料均反映了同類人的共同性，實則所謂共同性必須加以論證才能成立，因而所據材料和立論不免先入為主。日記所顯示單體的言行，至少有助於改變簡單類化的局限。
其四，兼顧敘事與說理的功能。曆史的本相為記事，史學的重要功能則為敘事。思想與觀念的曆史，仍然可以而且必須還原為史事。所謂事實勝於雄辯，應是史學的重要原則。而史事至為複雜，又必須由史料還原。史料往往殘缺，需要鑒別比較，不得不借助相關工具。記事之外，還要取為明鑒。人們行事不可能完全為外人道，記事太實，則牽及隱私，於是漸有說理成分。近代以來的史學，尤其是學院化的史學論著，說理的成分日益超越敘事，以至於敘事被說理所淩駕。史論關係的緊張，日漸凸顯。學人不能由事見理，反而以理構事，次序顛倒，史事不經重新組裝，則難以安放，無法述說。今日的大曆史敘述，大都以理統馭，多了後來隨著世事變遷而生的理性觀念，少了過來人的感知情緒。學術論爭，尤其逞於雄辯，常常罔顧事實，即使引證，也要抽離史事前後左右上下內外的聯係，以成其理。如此，則治史不是再現史事及其聯係，而是畸變成了創造或閹割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