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日記為憑借敘事，看似容易，難處有三：即認字、識人、明事。經過整理標點的日記，難免夾雜錯字，不見底本，判斷訂正無從著手，但憑本校，又容易重蹈明清江南才人心中古本的覆轍。至於一些擇要而錄的選本，勢必局限於後來個人的眼界觀念，篩去或遺漏許多重要的信息。而未刊稿本抄本或影印刊本，雖然有了可靠底本作為憑借，又不免辨析手書的困難，影印本還要克服再加工造成的諸多障礙。相對於千人千麵、形體各異的來往書劄，辨認同一人具有連貫性的日記較為容易。[3]不過，一則今人大都未習書法，二則各自獨特的書寫習慣加上不常見的專有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仍然時有捉摸不定的困惑。尤其是一些書法好手，在日記書信中隨意塗抹，或故作古僻變通，更增加了辨認的難度。
日記主人若是顯宦名士聞人，所交往之人大都有跡可循，但若籍籍無名，或不過小地方的要角，則其本人及相交者，都很難找到相關資料，猶如失憶者的來無蹤去無影。科舉時代，沒有功名，又從未入仕之人，一般而言很少生平履曆之類的信息留存於各類史料之中，科舉停罷之後，雖然留名史料者的數量渠道憑借大幅度增加，相比於人口整體，仍居極少數。諸如此類之人所經曆之事，大都隻是小範圍發生影響的事件事務，很難留下更多可以相互比勘印證的記述。而且寫給自己看的日記提及所熟悉的相關人事，一般並不交代來龍去脈，令不知其詳的後來者難以捉摸。
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關於古代經典的解讀有如下論述：“夫聖人之言，必有為而發，若不取事實以證之，則成無的之矢矣。聖言簡奧，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聖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中一是，則聖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4]取事實以證本意，采相同之說以參聖言，考訂折中以釋疑滯，才能貫通理解。日記雖然一般並非簡奧，可是同樣存在解今典的相似困難，若僅就文本敷衍成篇，則不過表麵文章。至於敘事背後的把握，必要處以注釋方式說明，注不勝注之處，下過材料研究功夫者自然能夠體會潛藏的玄機。
本書為整個係列的首篇，後續各卷《北伐與易幟》、《淪陷與重光》、《解放》尚在寫作之中。原擬全部殺青後再行付梓，小友譚徐鋒擔心篇幅過大，且各篇內容相對獨立，建議分卷出版。思量再三，認為有理，從之。為了避免煩瑣，節省篇幅，同時又不至於造成閱讀的困擾麻煩，本書年月日記法遵從各日記原樣，於年號幹支陰曆之後簡注公元陽曆。所征引的各日記，於正文首次出現時，頁下詳注版本信息，後續則頁下簡注或僅夾注頁碼。依據整理本的引文，間有調整斷句標點之處，恕不一一注出。附錄的人名索引僅以正文出現的名、字、號等為據。
[1] 關於日記與曆史研究的相關性，詳見拙文《日記內外的曆史——作為史料的日記解讀》，見呂芳上主編：《蔣中正日記與民國史研究》上冊，67～80頁，台北，世界大同出版有限公司，2011。
[2] 近代中國學人將歸納法作為科學方法的主要形式，而且以為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西學的普遍法則。其實，存在於東方人心中的所謂西學，並沒有這樣的共識。今日叩問歐洲學人何謂科學方法，大都有些愕然，進而再問有無普遍認同的科學方法，則沉思良久之後告以無。至於是否認為歸納法是科學方法，則更加躊躇。日本明治思想家最初翻譯西文，隻是將歸納法作為邏輯方法之一，與演繹法並列，並未指為科學方法。或許西學的高明令明治日本人覺得邏輯方法當然就是科學的，輾轉傳入中國後，變得直接等同於科學方法。梁啟超、蔡元培、胡適等人關於科學方法有著大體相同的認識，都將本來是邏輯方法的歸納法與演繹法，認作科學方法，而且並非多種之一。不過，雖然演繹法也被順便提及，可是具體應用之際，演繹法似乎很難與嚴謹實證性的科學聯係在一起。結果，同樣是邏輯方法，實際上隻有歸納法被國人普遍認作科學方法並加以應用。
歸納法不等於科學方法，但是否具有普適性這一問題，在以歸納法為科學方法的人看來，可以說是理所當然，沒有疑義。五四青年的傅斯年出國留學之前，對此也是深信不疑。可是到歐洲留學一段時間之後，原來的篤信卻大為動搖。至少在曆史學的領域，傅斯年不再認為普遍適用歸納法。因為曆史事實都是單體，絕無雷同，對於不同類的事物如果濫用歸納法，勢必削足適履，混淆本相。以歸納法為科學方法，與認為通過歸納同類事物可以發現和掌握規律不無聯係。而曆史人事的規律卻不是由同類的歸納所能求出。如果說規律體現為事物存在的普遍聯係，那麼曆史事實的普遍聯係恰好在於所有單體之間無限延伸的實際關聯。社會科學的影響之下，史學研究的層麵有所擴展，由於材料的限製，群體研究不得不以類像而非個體為單位。即便如此，也應當自覺，不得已而為之並非天經地義，尤其是不可以此為潮流時趨，應將不得已之事限定在一定的範圍內，同時注意盡可能避免其局限，並且積極尋求突破之道。
[3] 此事的解決之道，或許可以根據中國漢字及語文特性，開發成學習乃至遊戲軟件，將句讀標點、辨認錯別字、辨認手書、成語應用等設計成程度不同、循序漸進的程序，集遊樂與學習為一體，吸引廣大青少年參與，寓教於樂，自行訓練，有助於大幅度普遍提升漢語文水平，糾正白話文運動以來的偏蔽以及彌補電腦時代閱讀書寫習慣改變所帶來的流弊。
[4] 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見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262～26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關於長編考異、合本子注及格義附會，詳見桑兵《“了解之同情”與陳寅恪的治史方法》，載《社會科學戰線》，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