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瑞雪與妖異
盡管後來還有袁世凱的洪憲帝製和張勳複辟，以及偽滿洲國的小朝廷兒皇帝和夢想黃袍加身的無數愚氓等鬧劇，在中國的曆史上，1911年辛亥，應該說是皇權帝製的最後一年。隻是親曆者無法預知，即將來臨的新的一年，不是年複一年的新歲，也不是父子世襲的新皇，甚至不是五德循環的新朝，而是一個結束兩千年皇權、永遠告別帝製、開啟共和時代的曆史新紀元。[1]這樣以千年為單位的辭舊迎新，在人類曆史上的確可謂千載難逢。
辛亥年新正，長江以北的廣大區域普降大雪。看著漫天雪花飛舞，天地間一片銀裝素裹，心緒各異的人們，所感受的意境完全不同，日記所記，清晰地反映出各自心情的別樣。這些差別，除了顯出當時各人境遇的不同，也或多或少地預示了他們麵對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和共和時代，應變及表現的千差萬別。
在天子腳下的京師，連續下了幾天的大雪直到元旦夜晚才停止。這一天仍丁母憂的前軍機處章京、憲政編查館科員許寶蘅（1875－1961年，字季湘，號巢雲，浙江杭州人）在日記中記道：“十時起，雪更劇，競夕未已，屋瓦厚積尺許矣。”[2]京師圖書館監督繆荃孫（1844—1919年，字炎之，又字筱珊，晚號藝風老人，江蘇江陰人。光緒二年進士）記：“大雪一尺五寸，三十年來所未見。”[3]民政部左參議汪榮寶（1878—1933年，字袞父，號太玄，江蘇吳縣人）則記為：“午前十一時起，大雪彌漫，平地積尺許。”[4]雖然沒有多少年不遇的說法，還是有些不同尋常的異樣。
與許、繆、汪三人的單純紀實略有不同，望著雪景，軍機大臣、外務部尚書那桐（1856—1925年，字琴軒，葉赫那拉氏，內務府滿洲鑲黃旗人，晚清“旗下三才子”之一。光緒十一年舉人）的心情似乎不錯：“自夜間落雪至申刻止，祥霙盈尺，豫兆豐年。”[5]從後來的情形看，其樂觀情緒大概並非來自大清王朝有何喜訊，而是他本人隨遇而安的達觀心態。與那桐同在軍機，後來又一起入皇族內閣為協理大臣的徐世昌（1855—1939年，字卜五，號菊人，又號弢齋、東海、濤齋、水竹邨人，祖籍浙江鄞縣，落籍直隸天津，生於河南衛輝。光緒十二年進士），當日的活動依次為：“未明起，大雪。敬神。入直，到甚早，秉燭獨坐軍機處，作詩一首。辰正後，隨慶邸同僚四人在西右門內見攝政王，巳初召見。巳初一刻散，同琴軒到攝政王府暨慶邸各處拜年。午初刻後回寓，祖宗堂前行禮拜年，合家拜年。午後小憩，恭閱實錄。晚祀祖。”[6]除了見的人有所不同以外，這樣的程式大概是徐世昌當年每日活動和記述的縮影。
任學部行走、資政院議員的胡駿（1865-？，原名紹棠，字葆森，一作葆生，號補齋，四川廣安人，光緒二十九年進士，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辛亥新正仍在京師，“大雪積厚可尺許。晨起彌望，頓覺世界放大光明，亦奇觀也。”[7]而早已辭官閑居的王振聲（1842—1922年，字劭農，一作少農，號燦柯山樵，又號黃山遁叟，晚號心清老人，順天通州人。1873年同治癸酉進士，授工部主事，曆任工部郎中、禦史、給事中，光緒三十一年補授安徽徽州知府。後改授道員，辭官歸裏），也目睹了這場大雪從臘月廿九一直下到辛亥元旦，心無掛礙，惜墨如金的他，在越來越簡略的日記中特意記下這場大雪“厚尺許”，以示非同尋常。[8]
客寓北京的湖南布政使鄭孝胥（1860－1938年，字蘇戡，一字太夷，號海藏，福建閩侯人，光緒八年舉人），大雪中與居停主人“擁被共談，甚歡。”除夕夜（臘月二十九），他寫了一條紅紙：“宣統三年，民強國振，道達詩昌。”這不僅是他的願望，也隱隱流露其抱負。鄭孝胥主張立憲，並積極鼓動各省督撫聯銜電催，不少相關電稿即出自他的手筆。歲末回顧，他接著寫道：“今年蹤跡頗極縱橫，內閣、國會已有萌芽，錦路、壺埠勢不可止。觸山之恨難償，逐日之力將盡，其所營者僅止於此，籲，可哀矣，吾其為共工、誇父也歟？”[9]這番話絕非心力交瘁的慨歎，好不容易獲得實缺的他，與友人相談甚歡，不僅是重逢的喜悅，還滿懷著對時勢及個人作為的期待。